我与小学品德课程的“缘分”.docVIP

我与小学品德课程的“缘分” 　　人们常常讲到“缘分”一词。《现代汉语辞典》解释说：缘分是指“人与人或人与事物间发生关系的可能性”。在人的生活世界，缘分会出现在各种境遇中：或者是自我对所心仪的人或事的不期而遇；或者表现为主体对某项工作的酷爱并为之倾心付出，乃至以生命相许。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缘分常常表现为个人能够毅然决然地摆脱旧的观念、旧的习惯势力的羁绊，主动地呼应时代的召唤，自觉地肩负起维护和助推新生事物生长和发展的使命。 　　我与小学思品课的结缘就属于这种情况。思品课是“文革”后脱颖而出的新事物。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小学政治课堂，无非是读读报纸，写写大批判稿，或者记忆、背诵“四人帮”鼓舌喧嚣的言论，诸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严重毒害了儿童的心灵。 　　为了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全国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始于1977年9月邓小平与当时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仅从德育课程的重建而言，1978年4月，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对学校德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按照他老人家的思想，教育部于1981年3月下发了《关于小学开设思想品德课的通知》，第二年5月，教育部又颁发了《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至此，新设的品德课程就正式进入到了小学课程表中。 　　几乎在教育战线发生重大转折的同时，我的岗位也发生了变化。我是1961年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宜都一中任教，年年担任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直到1966年的夏初。当时学生本已进入到迎考的黄金时段，谁知五月第四周周一的清早，伴随几只乌鸦的噪声，广播里传来了《五?一六》通知，当年的高考竟突然被叫停。从这一天起，我和我的同事被推入到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整整十年受尽了苦难和折磨。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他老人家提出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震聋发聩。从此，拨乱反正的春潮涌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光芒普照祖国大地。研究人员、教师、文化工作者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解脱了精神枷锁，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尊严，其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我的岗位也从高中教学一线调离到教育行政部门工作。1979年被提拔为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1981年晋升为主任，主管中小学的课程和教学研究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新设的思品课很自然地受到我的关注。如何让新课程进入课堂，进而走进每一个儿童的心灵？我以为最关键的是首先要有一名教研员。人从哪里来？教育局的赵局长告诉我：“你们单位的人员编制已经满额。”向上要人这步棋走不通了，剩下的一条路只能从内部挖潜。经过一番思考后我决定：作为主任的我，应该凝神聚力地抓好教研室的全盘工作，同时也需要挑起思品课兼职教研员的担子。为什么如此决策？理由有三条：一是全室只有17个人。除我之外，其他人皆为中小学专业研究人员和教辅员，每人都独挡一面，身上的担子都不轻。二是文革前我在高中教了多年的哲学，有扎实的专业素养，有宽阔的学科视野，经过努力，是可以把品德学科教研工作做好的。三是品德课程不是一般的学科课程。《大纲》指出：小学思想品德课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向小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在教学内容部分又强调：思想品德课以“五 爱”为基本内容，“向小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应有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教育”。显然，小学思品课的价值追求就是要通过课堂主阵地，把道德和精神文明的种子植入到儿童的心田，并为他们日后成为“大写的人”，编织和实现人生梦想奠定坚实的基础。 　　由于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小学品德课程的教育功能，也就有了为新课程实施摇旗呐喊，鸣锣开道的内在动机。“把思品课兼职教研员的担子挑起来”，这是我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表态。从那时起，我便与小学品德课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任三把火，这头把火该怎样“烧”？关键是要强化执行力，尽快地让这门课程在课堂里“落地生根”。为此，我积极向教育局人事科建议并得到了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从1982年秋季起，宜都市各级小学都配备了思品课任课教师，高、中、低段各个年级都上了思品课，并开足了课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亲自抓了思品课教师队伍的培训。培训的内容除学习《大纲》外，还包括“了解和研究儿童”“教学设计”“教例透视”“资料筛选”“教法赏析”等等。老师们普遍认为：“培训的内容很实在”“很管用”。有的还说：“开始走上思品课讲台的确有点忐忑不安，参加培训学习后，认识到思想品德课的特点，对上好这门课多了几份自信。”除了培训教师，我们还抓了市、乡镇、学校三级品德教研网的建设。市一级的教研活动一般是上示范课，按照上世纪80年代小学思品课的教学理念，即“明理――激情――导行”的要求，让种子教师在课堂中现身说法。乡镇、学校主要是开展群众性的听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