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研究论文.docVIP

结语：迈向性别诗学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艺的发展，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正在由“女性”转向“性别”。女性文学批评将变得更加宽容，“反男性倾向”、“唯女性主义”会令人十分反感，第一世界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权力女性主义”与“牺牲品女性主义”、“通俗女性主义批评”和“当代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之间的鸿沟将进一步弥合，形成一种理论和批评上的折衷主义，一步步迈向超越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诗学。中国当代文坛的理论探讨，也处处呈露出性别研究的气息，内在地呼唤性别诗学的诞生。性别诗学（gender poetics）以性别价值取向为基本分析要素，把社会性别作为社会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性差异作为文学研究的基本坐标，对文学艺术中的性别因素做诗学层面的解析、研讨，研究作者、作品及接受者性别角色的复杂性，探讨由性别、种族、阶级、时代及经济等因素所铸成的性别角色与身份之间的交叉与矛盾，挖掘男女两性特殊的精神底蕴和文学的审美表达方式，并试图说明其产生缘由，突出文学的“性别”性和两性平等价值。性别诗学首先基于这样的哲理立场：不存在抽象的、超历史的人类本质，人们的主体性是多元而具体的，是由特定的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符码厘定的，在共同的人性之上还存在每个人的男女性别性与性格爱好个性等，两性既相似又相异，虽然主体性可能不会被性别特性主宰，但具有性别特征。个体多元的主体性是由三个层面建构的：男女两性所共有的“人性”是元层面，是一种“较抽象的规定性”（马克思语）；由男女性别差异所形成的“类的属性”是中间层面，是一种较具体的规定性；而个体的“个性”是顶层面，是一种更具体的规定性。“人性”层面由经性别的“类”层面转换为个性层面，个性层面又由经性别的“类”层面还原为普遍的人性层面。故性别规定性（包括外貌，是gender“社会性别”与sex“ 性”之和）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在人们的现实存在中起着较关键的作用。三个层面既有差异性，又有同一性、相近性及互补性，相互渗透，相互建构与制约，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主导风貌。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性观时明确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的存在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男女两性的社会存在，构成了人们现实而具体的社会关系。正如有学者所言，以往的理论界常常将这种“现实性”单纯理解为客观物质性或“社会的”物质性，而几乎没有注意到它是指现象学意义上的人的感性。这必然导致在考察人们的现实存在时只注重阶级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无视具体的人的性别倾向性，忽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传情关系。马克思还指出：“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同一的。它就是这种生命的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意识和意识的对象。”[2]这种对自己的意识和对对象的意识必然包含性别认同意识，或“性别化”意识，去掉它，人实际上就不成其为人。而文学艺术活动是为了实现人的精神、意志与情感的自由，“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恩格斯在批评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的论著中也明确批判了格律恩离开人的社会属性、人的具体规定性抽象地谈“纯粹的人”、“人的东西”、“人的内容”、“人的诗人”等唯心主义观点，认为被格律恩说成是歌德的“人的东西”的那些品性，实际上仅仅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德国人身上的小市民气质，这种“人”不是男人和女人所生的，而是提炼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坩埚中的残渣。在《致保尔·恩斯特》中，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指出了社会历史规定性与“人”的性别属性的有机联系。毫无疑问，男女的性别属性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属性。人的这种性别主体属性，必然要在其社会存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体现出来，作为社会生产、社会实践的一个部门的文学艺术，也必然会受其影响和渗透。文学及文化产品必然或多或少打上了创造者或接受者的性别特征，性别规定性是揭示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个重要范畴。这成了性别诗学得以成立的重要哲理依据和逻辑起点。性别诗学为文艺理论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从严格意义上的文艺思潮来说，它是作为新批评、结构主义及解构批评等形式主义或语言论诗学、纯科学思潮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形式主义文论忽视理论的社会与政治功能，摒弃人的生理/心理/文化构成，具有很大的片面性。80年代以后狭义的解构批评的衰退、女性主义批评的持续发展及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批评的勃兴，正表明了人们对主体身份的重视。性别诗学将人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既解析作为“类”的存在的人，也考察个体的人，在探究人们的文艺创造行为时，结合人们的生理、心理、情感、政治因素及种族属性等等，将其作为具体的、完整的人来考虑，其中，对人们的性别主体性尤其是社会性别属性怀有浓厚的兴趣。它首先是将性别特征作为构成文本及阐释文本的基本范畴，作为文化建构中选择主体的文化人格及美感生成的重要维面。故性别诗学倾向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