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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全球化对中国文学创作与理论建设的影响 　　 内容摘要：相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统一性和一体化特征而言，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取向却在于文化形态的多元化;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当代作家正在改写世界文学地图，而与此同时，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也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在文化体制的改革和作家、理论工作者的主观努力两方面作出应对之策。 　　 关键词：文化全球化 创作和理论建设 问题 对策 　　 尽管谁最先使用“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学界还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明确的“全球化”概念是20世纪中后期的产物;而“全球化”的观念和思想的形成却可以追溯至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中论述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关于 “世界市场”的论述可以视为当代全球化思想的雏形，尤其是后者，不但预言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且也涵括了文化全球化的思想： 　　 “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1]469-470 　　 在这段话里，马克思强调了在世界市场（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中，各民族国家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这实质上是在说全球化的统一性和一体化特征;但我以为这与我们强调文学艺术的民族化和地方性并不矛盾，因为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除了具有一切市场活动的共性外，还有其不容忽视的个性特点。不同文化在“互相往来”之后，有可能表现为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所吞噬、所同化，但这样就势必导致文化的单一和贫乏;因此我们更应该倡导和促进文化之间的相容与共存，做到“和而不同”。概言之，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在于经济活动的一体化;而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取向却在于文化形态的多样化（或多元化）。无论是经济的全球化还是文化的全球化，都会对中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具体到文学领域，无论是在文学创作上，还是在文学理论的建设上，我们既要看到“全球化”对当代文坛和理论界产生的积极影响，也要对其负面作用有足够的警惕，从而坚持科学理性的文化态度，以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健康发展。 　　 一.全球化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建设的积极意义 　　 首先，在全球化语境中，我国当代的优秀作家及其作品在国际上获得了更多的交流机会，拓展了我们当代文化产品的输出途径，增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作家出国访问、访学、讲学愈加方便，也更为频繁，同时国外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到中国讲学和交流的机会也更加频繁;这使得中国作家有更多机会和外国同行对话，也使得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能引起更多国外评论家的关注，此其一。中国很多当代作家，像余华、莫言、陈忠实、阎连科、贾平凹、铁凝、王安忆等人，其作品都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韩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中国文学正在全球化的潮流中稳健地走向世界，此其二。中国作家在海外获奖的机会增多，除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外，余华、贾平凹、王安忆、阎连科等人都获得过法国、美国、意大利、捷克等国家的文学大奖，这说明在中外文化交流历程中，中国当代作家正在改写世界文学地图，此其三。 　　 其次，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的多种文学流派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丰富了中国语言文学的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文学艺术的水准。中国新文学的产生本来就得益于欧风美雨的滋养，自1980年代以来，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借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意识流、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多种流派纷纷涌入，但凡在1980年代登上文坛的当代作家，几乎无一不受到外国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莫言、余华、阎连科等人几乎都可以指认出他们师法的外国作家或与之相关的某些理论。 　　 再次，在全球化语境中，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多种文学理论纷纷被介绍到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方法，有力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强调作品文本的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述学，侧重读者接受的接受美学、文艺阐释学，注重创作主体的心理分析、原型批评，在文化研究大潮中兴起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等，几乎在欧美流行过的各种文学理论都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着他们的“中国之旅”。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又通过大学课堂、文学期刊或研究机构与作家发生着丝丝缕缕的联系，进而直接或间接影响作家的创作。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