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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者身份与文本对话 　　对于文本解读的难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叶圣陶就凭着教育家和作家的经验和直觉，意识到依循知识点教学是死路，于是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别求他途，选择个案文本加以解读，目标指向文章没有直接讲出来的意蕴，奉献出代表那一个时代高峰的《文章例话》。叶圣陶是一个实践家，并不是一个理论家，显然不奢望一揽子解决文本解读的系统理论建构。但是，他的具体实践却有相当深邃的理论价值：第一，他的文本分析虽为个案，但却对有志者起触类旁通之效；第二，他把阅读和写作结合了起来。《文章例话》共计对二十七篇文章的解读，这些解读原载于《新少年》“文章展览”专栏，于1937年由开明书店编辑出版，后来的版本还增加了一个副标题“叶圣陶的二十七堂作文课”。叶圣陶在该书中所展现的文本解读理念为：文本解读不仅仅是读者与现成的、固定的、不可改变的作品对话，而且是和作者对话，想象自己与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对话；强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是被动接受，而且要主动参与，摆脱被动的关键在于不仅仅把自己当成读者，同时也把自己当成作者。基于此，他提出： 　　我于读文章的时候，常把我自己放入所读的文章中去两相比较。一边读一边在心中自问：“如果叫我来写将怎样？”对于句中的一个字这样问，对于整篇文章的立意布局等也这样问，经过这样的自问，文章的好坏就显出来了。那些和我想法相等的，我也能写，是平常的东西，写法比我好的就值得注意。我心中早有此意或感想，可是写不出来，现在却由作者替我写出了，这时候我就觉得一种愉快。……我想鉴赏的本体是“我”，我们应把这“我”来努力修养锻炼才好。[1] 　　叶圣陶的这种说法，不但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具体的操作性。按照叶圣陶的原则，将读者的主体性落到实处，就要把读者从单纯接受的主体改变为参与的主体。“把我自己放入所读的文章中去两相比较。一边读一边在心中自问：‘如果叫我来写将怎样？’”这种阅读理念提供了摆脱主体被动的困境。 　　强调语法修辞逻辑，眉毛胡子一把抓地咬文嚼字，之所以不可取，在于将字词句看死了。许多词语一看就明白，在写作、说话时却用不上，或者根本不会用，这叫“消极词汇”，要把“消极词汇”转化为“积极词汇”，就不但要看得懂，而且要会活用。叶圣陶的办法，就是把主体从写作实践上调动起来。例如，对于《背影》中的父子在南京“勾留”了几日，如果能把“勾留”和自己写作时习惯用的“逗留”“停留”比较一番，体会到“勾留”意味显然深长一些，这样就可能从看得懂变为用得上，将“消极词汇”转化为“积极词汇”。同样，学习《荷塘月色》，“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中的“受用”，“叶子却更见风致了”中的“风致”，还有“这倒令我惦着江南了”中的“惦”，经过和自己原生的语言储备两相比较，就可能把潜意识的意会转化为自觉的意识：“受用”是古典小说的语言，“风致”则是书面的雅言，而“惦”则是口语。当年胡适“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的说法风靡一时，可是朱自清并不买账。口语、书面语、文言雅语，在他笔下水乳交融，不着痕迹。当然，在《荷塘月色》中那描写荷塘的十四个比喻是一望而知的，而在这些最自然、最不着痕迹、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却得到高水平的评论家的欣赏。把这一点理解透了，在作文中把口语、书面语、文言的词汇自然地交替使用，才能算是真正化“消极词汇”为“积极词汇”。 　　当然，要说语言，鲁迅的更为丰富，在小说中口语更多，但《狂人日记》的前言，则戏仿笔记小说的文言，构成反讽的谐趣。鲁迅的语言较朱自清在叙述、描写中的口语和文言雅语更是丰富多彩，相得益彰。但是，按叶圣陶的原则，对这样的权威也要进行“两相比较”，才能摆脱被动接受，通向主动评价：分析出“文章的好坏”。例如，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和《孔乙己》中的最后一句“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不少一线教师对于“似乎”和“确凿”“大约”和“的确”词语之间的矛盾煞费心机进行繁琐的解释，千方百计证明其如何精妙绝伦。其实，平心而论，这两句在鲁迅的作品中算不得精彩，当然也不能说是自相矛盾。在“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中，前一个“似乎”是回忆，而后一个“确凿”是回忆的结果。而“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大致也属于思绪的过程，起初是泛泛的感觉（大约），还不够肯定，后来思考延续则是肯定。但是从修辞来说，这样的写法并不十分完美。如果改成“孔乙己大约真的死了”，就明快得多，可又过于直白。把叶圣陶以作者的身份与文本对话的原则贯彻到底，鲁迅的语言可议之处还不止于此。《藤野先生》中的“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虽能讲得通，但并不顺畅。这是一个很欧化的句子，在一个介词结构（在……之中）里，加上一个定语（我师的）已经有点拗口，又在“我师”前面加上“我所认为的”这样的定语句子，实在有点纠缠，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