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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罪岂能构成共犯　　置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之一 　　曹红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然而笔者认为此条规定既违背了我国《刑法》总则规定的刑法原则，也与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明显矛盾，现笔者发表管见，以期与同仁探讨，并欢迎批评指导。 　　一、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过失犯罪，因此不应当存在共同犯罪。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从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构成要件看，本罪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违章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而言。行为人在违反规章制度上有可能是明知的，如酒后开车、 超载、 超速等，但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应当预见而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从主观构成要件看，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我国刑法学研究理论中，甚至有学者将交通肇事罪称为过失犯罪之冕，即认为本罪为最典型的过失犯罪。 　　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本条规定于《刑法》总则部分，因此可谓刑法“罪行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基本原则之外的又一项重要原则。而最高院的此条司法解释明显违背了该重要原则。 　　二、交通肇事罪系危害公共安全罪，该条所列情形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从交通肇事罪客观方面和侵犯的客体看，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交通运输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的安全，交通运输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连，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会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其本质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而在现实中，肇事者在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造成交通肇事之前，对自己的行为所要造成的损害是不明知的，即对自己的行为所要侵犯的对象——可能会危及哪些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不确定的，即危及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否则就构成了其他犯罪。但是，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交通肇事罪一旦构成，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就基本确定，即造成了哪些人以及哪些财产的损害就基本明了，所侵犯的对象就不再是不特定的，而是特定的。在此时，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也就不应当构成交通肇事罪。 　　三、笔者关于该条所列情形的立法对策 　　无庸置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后，对于打击交通肇事犯罪，维护交通安全秩序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笔者认为我们不能为了惩治违法行为而实施违法行为，尤其是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更不该如此。对于该条规定所列情形，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该条规定也不能保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如果指使肇事人逃逸的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肇事人逃逸后，会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就应当单独按照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例如，在寒冷的冬夜，甲驾驶单位汽车在一条偏僻的乡间小道上撞上了乙，致乙昏迷，甲请示单位领导是否报案，该领导为了逃避承担赔偿责任指使甲逃离，致使被害人被冻死，对于该领导，就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如果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应当预料到而因没有预料到指使肇事人逃逸后，会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或者已经预料到指使肇事人逃逸后，会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但轻信能够避免的，应当单独按照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例如前述案理，如果该交通事故发生于某国道上，该领导认为甲逃离后，乙会得到过往司机的救助，但偏巧没有人救助，乙因失血过多导致死亡，对该领导就应当单独按照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但无论如何，不能按照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关于盗窃罪与诈骗罪的辨析 　　王晓楠 　　盗窃罪与诈骗罪被同时规定在刑法分则的第5章侵犯财产的犯罪之中，按照刑法分则划分的依据两个罪名侵犯了相同的客体，都侵犯了公、私的财产利益。二者最大的区别应该集中在各自的犯罪手段之上。 　　盗窃罪的手段是秘密窃取，这是学理上的概念，并没有被规定在刑法条文之中，但是这种学理概念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被广泛接受。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秘密窃取怎么来定义，秘密的标准究竟是从行为人出发还是从行为人的相对方也就是受害人出发，究竟是不为受害人一人所知还是不为把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