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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美丽叙事 　　摘要：丰村的《美丽》运用了多种不同的人物叙述视角模式，多个叙述者与多个受述者之间形成了层层叠套，从而有利于对故事进行多角度的阐释。而在叙述中，又有意采用不可靠叙述，含蓄表达了作者本人的态度。在修辞中使用隐喻，暗示了女主人公季玉洁的命运，从而使整个文本的叙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述美学。 　　关键词：《美丽》； 不同的叙述视角； 叙述者与受述者； 隐喻中华民族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程，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十七年”只能算是极短的一瞬间，然而，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之间的“十七年”却别有意味——它所承担的是一段特殊的历史，不仅仅是人类的、文明的历史，更是艺术的、文学的历史。 　　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425页的作品选集《重放的鲜花》，收录了包括宗璞、王蒙在内的17人的20篇文章，这17位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因“反右”斗争扩大化，他们遭受了严厉的批判，其作品被彻底否定，被迫打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标签。这些作品中包括有丰村的《美丽》。 　　《美丽》在当代文学史中属于“十七年文学”中“干预生活潮流”的“表现人情人性”的“爱情小说”，爱情是《美丽》的重心所在。 　　《美丽》讲述的是这样一个美丽到苦涩的故事：作为一位文化机关领导的女秘书，季玉洁长期与秘书长相处之后对其产生了感情，虽然她极力掩饰，但还是被秘书长的妻子、身患重病的姚华察觉。姚华为了维护自我爱情的完满，痛斥季玉洁的“不道德”行为。善良的季玉洁为了避免与姚华的冲突，向党支部书记作了汇报并保证割舍自己这份特殊的情感。不久，姚华病逝，秘书长向季玉洁表示了感情，季玉洁拒绝了，她无法忘记姚华的妒恨，作为党员更不能在行动上违反自己对支部书记做出的保证。秘书长见无望后便与别人成立了新家庭。此后，季玉洁将全部精力花在了工作上。后来虽有过一次恋爱的机会，但因为她丝毫不愿为爱情牺牲自己的工作也主动放弃了。 　　而故事中又充满不可靠叙述：季凤珠明明看到季玉洁的痛苦，却又反复表明季玉洁会幸福。 　　“季玉洁是地下党员，是进步学生的核心，是个敢做敢为的孩子…… 　　玉洁那孩子谁也不用担心她。…… 她是个有主张、有看法的人。 这类人是用不着谁为她忧心的了…… 　　她使我觉得她是一个组织家，一个工作的组织家，一个事业上的胜利者。 在生活上会是败北的么？ 玉洁会幸福的，她怎么会不幸福呢？” 　　但另一方面，季凤珠也看到： 　　在她的眉宇间还可以察觉出那种成年人的隐藏的内心的忧虑。 　　而她的精神中间却仿佛隐藏着苦恼。 　　我觉得有一种什么东西压着玉洁这孩子，我为她的心灵的忧郁担心。 　　这些句子几乎都在指向同一件事——季玉洁不幸福不快乐，而且季凤珠很显然也已经察觉了。 　　所以，不可靠叙述是存在的，甚至是作者故意要求的，正如吴德利所言：从作家的写作效果上看，一方面，小说《美丽》的作者在故事讲述的内容上小心地避开政治与道德性的嫌疑，突出主题的正当性与明确性，表现了青年女性在人生事业上的美丽风采；另一方面，在故事讲述的方式上，作者却又变换了它的写作策略，以一种变相的故事讲述形式来传达写作主体内心复杂的情感态度、写作心态，将当代体制化的社会氛围扼制个人的美丽青春这一无法正面诉说的社会禁忌有效地表达了出来。 　　除了季玉洁、季凤珠，文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聪明活泼快乐有了男友的坐硬卧的幸福的小金。她也参与了故事的讲述，但我认为小金的存在并不是或者绝不只是为了讲叙季玉洁没有讲的首长的那一部分故事，她的存在有某种隐喻的味道。小金很明确地表示：“要我，可不是这样。……要是我，我就对他谈出来，由他去选择。”我们可以以为小金与季玉洁是完全不同的，而小金的幸福是不是暗示着季玉洁的不幸福或者难有幸福？中国传统的“金玉之争”，是不是也被安排在其中？ 　　总而言之，《美丽》的美丽叙事在于叙述的多样性和不可确定性，而季玉洁的未来或者会继续美丽，或者该有一份真实的幸福。参考文献 　　[1]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重放的鲜花》，王蒙等多人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 　　[2]申丹 王丽亚著《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