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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治污原罪账本 　　2013年2月27日，江苏盐城滨海县。钟诚站在厂门外，抬头看着雾霾弥漫的天空――这是他的纺织厂春节后复工的第二天。他担心如果雾霾持续下去，纺织厂会收到停工的通知。这时突然人声喧哗。不一会儿他就已经被十几个气势汹汹的村民包围。 　　“停工！”“赔钱！” 　　钟诚很快弄清事情原由：这些村民在大棚里种植的十几亩海水蔬菜几天来相继死亡，他们认为是纺织厂污染所致，因此找上门来讨说法。 　　他并没有多做一句“工厂昨天才开工怎么会在几天前就引起蔬菜死亡”之类的解释――谁听？只有实实在在的补偿才能平息村民们的怒气。 　　企业治污，这无疑是个略显沉重的话题。进入2013年，各地PM2.5的爆表，山东潍坊企业偷排污染地下水被曝光等环保问题出现，将中国企业尤其是一些重污染行业的企业再一次推上风口浪尖。 　　中国企业是否如外界想象般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利益？企业在治污这一问题上究竟负担起多少社会责任？记者实地走访江苏、山东、河南、江西等地一些重污染企业，试图还原一些真实的片段。 　　治污只是为达标？企业治污是为了达到政府的标，政府治污是为了达到上级的标，在这样的达标式治污模式下，有偿排污，以罚代治便成为“治污”的主要手段。 　　钟诚的长恒纺织有限公司是江苏盐城滨海县最普通常见的纺织企业。记者见到钟诚时，他刚送走了一批前来“讨说法”的村民。他淡淡地告诉记者，“环保部门前两天刚来检查过，厂里的污水排放是达标的。” 　　在钟诚眼中，治污和达标之间基本可以画等号。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企业主的观点，记者在山东、河南、江西等地走访企业同样发现，大多数企业主治污的初衷是为了达到政府要求的排放标准，以保证不被罚款。 　　达标式治污究竟谁之过？ 　　滨海海岸线上散布着众多化工企业，但滨海并不是长恒诞生之地。2013年2月，一份由公益人士制作的“中国癌症村地图”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其所统计的200余个致癌危地中，盐城独占其三，其中便包括盐城阜宁县古河镇洋桥村。上世纪90年代末，钟诚初到盐城时，建厂地点正是洋桥村。村头道边或粉红或荧绿色异常鲜艳的河水，是他对这个村落最深刻的印象。2004年，随着洋桥村三年内20余人因工业污染死于癌症的消息被媒体曝光，他的企业和当地众多企业一起被下令搬迁，因此才来到了当时正在大力招商引资的滨海县。 　　“搬迁”这个字眼，在各种治污消息中出镜率颇高。搬迁式治污正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典型“治理”方式。但是企业搬走了，当地环境也许能达标，污染却只是在不同地点间进行转移。 　　在这种达标式治污模式下，记者在江苏盐城走访的数+家企业中，绝大部分企业环保科的日常工作都有两个共同要点：一是派人在通往排污口的各条道路上蹲守，一旦发现有类似前来检查的“可疑人员”，马上通知工厂关闭阀门，停止排放，二是由环保科长直接负责，与各级环保部门、检测站“搞好关系”。 　　要搞好这种关系并不复杂。钟诚告诉记者，两个细节可以证明当地政府的立场，一是检测站每次来人，都是开车走大路，只要站在大路边上就能发现。“农村并不像城市，如果真要查，即便再派人‘蹲点’，也不可能看到所有能到达排污口的方向。”二是每次上级环保部门有检查时，他们这些企业，总能“幸运”地提前得到消息。 　　地方政府为了经济而牺牲环境，几乎是公开的事宴。以滨海为例，这个县城的GDP总额中，工业产值占去了近314的份额，这个曾经碧海蓝天的渔村，芷被自己一手创造的GDP所绑架。 　　企业治污是为了达到政府的标。政府治污是为了达到上级的标，在这样的达标式治污模式下，有偿排污，以罚代治便成为“治污”的主要手段。 　　2003年7月，我国开始向所有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征收排污费。一方面，尽管目前我国的环境责任制原则是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然而这一原则在大多数企业身上只局限于污染者付费的层面；另一方面，在不少企业主眼中，缴纳排污费反而让他们彻底摆脱了对于环境污染最后的亏欠感，“即便超标，也能通过支付罚款来解决”。 　　治污是个无底洞？ 　　在专家的眼中，“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是企业治污不力的重要原因，然而在企业主们看来，即便在现行有偿排污机制下，治污的成本压力也早已超出了企业承受能力。 　　山东某化纤厂老板段英杰向记者出示了一份保存了七年的排污费明细单：2006年前两个季度中。这家企业每个季度所缴纳的废水、废气排污费总额近百万元。 　　段英杰告诉记者，他的企业的主要产品是粘胶短纤维，生产过程中产生含有硫化氢和二硫化碳的废气。以及高温酸、碱性废水。虽然当时有配套的污水和废气处理设备，但是处理能力无法满足生产的需要，排放物中污染超标让他多付出了近一倍的排污费用。 　　为治污，2007年，段英杰投入近800万元，新建、改建了处理能力达到每小时90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