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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的法理学 　　中国古代法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对一些具体问题和制度也有细致入微的论述--如肉刑、复仇、大赦及律令例的相互关系、立法变法的具体程序、法言法语的准确表达及一些具体条文的更改等等。梁启超曾作《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1]将中国古代法理研究的内容分为：法之起因、法字之语源、旧学派关于法之观念、法治主义之发生四个方面。其中，旧学派法之观念主述儒家、道家、墨家法思想，法治主义主述法家法思想及法家与儒道墨诸家的异同。梁启超的论述开启了以现代法学方法研究古代法思想的先河，但是这种现代法学研究方法继受西学，又处在开创时期，有些概念，尤其是新创或从西学中借用的概念，比如法理学、法治、主义等等难免差强人意。又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先秦诸子的治国之术上，比如儒家的礼治主义、人治主义;道家的放任主义;法家的法治主义、势治主义等。梁启超的研究虽开时代风气，但也给人留下了缺憾(缺少秦以后的时代)。如果用现在的法理学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古代法思想，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国古代法理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法与自然的关系，二是法与人的关系(法于人性、法与道德、法治与人治)。而法的概念、本质、特征、体系、作用等则都是在对这两者关系的论述中涉及到的。因为中国古人以实事求是的形象或经验思维方式为主，所以，在思想家、学派的理论体系中，没有一成不变的概念。对相同的事务，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或将其放在不同的环境中论述时，便会有不同的概念。 　　 一、法与自然 　　不同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背景，使中西方人从大自然中感悟到不同的真谛。以农为本的中国人从自然中感受到的是万世不易的四时变化规律与万物相生相克的和谐之美。从中国古人的思想中不难寻找到崇尚自然、效法自然的法理念。顺应自然，和谐相处就是中国人观念中的最大公正。西方人则从自然界感悟到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公正原则，其自然法的精髓就在于公正。虽然这种公正在西方人眼里也只是一种人类社会可以不断接近，却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法。基于对自然的不同感悟，中西方法理中都有和谐的理念，但是中国法理中强调的是一种安于本分和角色的和谐，西方法理更强调博弈后以秩序为基础的和谐。 　　1、天人合一的立法思想 　　崇尚上天(和神)，用占卜获取天(神)意，是人类社会发展伊始必经的阶段。甲骨卜辞的发现证明商人几乎无事不卜：大到祭祀、征伐、立制，小到行止、梦幻、疾病之类。商统治者对天的崇拜迷信达到鼎盛，商纣王在周人大兵压境，商亡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依然说我生不由命在天乎?[2]周人革商人之命，对天的存在与威力不可能毫无怀疑，人对天的绝对服从在周初便有了改变。相对以往的天来说，人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周初统治者认为，天意通过占卜可以预测，但更直接的是通过民意反映出来。所谓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3]民之所欲，天必从之。[4]统治者只有凭藉德政才能获取民心，并由此获得天命。天--王--民由此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思想可以说是天人合一观念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卜筮之法仍盛行，但天的概念在学术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家各派在论及天时，基本上是各取所需。务实的思想家对天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孔子学生记子不语怪、力、乱、神;[5]孔子对鬼神的看法是祭神如神在;[6]但对天，孔子仍持敬的态度。《论语·乡党》记：迅雷风烈，必变。即遇到异常的天变，孔子一定作出恭敬的姿态来迎候。他还认为一旦获罪于天，无所祷也。[7]子产则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8]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道家对天的解释，老子认为天之道就是自然之道。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虽不受人事的影响，但人类社会若逆自然规律而动则必乱无疑，必亡无疑。在道家的理论体系中，自然之道是万物之本，是人类必须尊奉的大法。孟子言人性善，荀子与法家言人性恶，但他们最终都将人性说成是自然使之，天所生就。墨家虽迷信天地鬼神，但对天地鬼神也完全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把自己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说成是天地鬼神的旨意。原服务于宗室的阴阳五行家，由于宗法制的崩溃而官失其守，流落民间，以占卜为生，成为方士[9]。为生活所迫，他们无法恪守以往的天命观，故从以占卜释天意转为注重以自然释天意。太史公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10] 　　对天多种多样的、现实的解释，使中国文化的发展避免了狂热的宗教崇拜而始终以人为中心。当然，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对自然的探索往往无法深入，因而对天那种若有若无的迷信也始终没有打破。中国人论证天道目的在于为人事提供效法的模式。日月运行，寒暑交替，春华秋实，生老病死，这些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为统治者解释法的来源和设法立制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