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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学：从载道到妙悟 2013-11-27 14:08 来源： 深圳特区报 作者： 李劼 摘 要 中国古代诗学的流变有一条清晰的历史轨迹。曹丕将尚书的诗言志、歌咏言传统扭曲为经国大业，经由钟嵘和刘勰，树起了主张教化的原道论。韩愈明确提出文以载道，衍生出诗学的儒家教化传统。相对于这个传统，唐人司空图反其道而行之，却由于没有作品阐述的支撑，只能成为诗学史上一次未遂的变革。欧阳修转向评点方式，避开了与文以载道的直接冲突。姜夔提出诗作四大高妙，以理高妙作为第一高妙，与理学原道稍事妥协；以自然高妙压轴，悄悄地将诗学指向自然而不是理念，暗示天性而不是原道。稍后问世的《沧浪诗话》像一个轻轻的弹跳，从四大高妙直接升华为妙悟说和吟咏情性说。诗歌的解放，诗人的解放，诗学的解放，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达成了。 中国古代诗学，曹丕的《典论·论文》可谓开山，同时也定下了中国文论的道统基调：“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乃至清末民初，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似乎就直接承继了曹丕的经国大业说，有道是：“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尽管魏晋有如先秦的一次回光返照，士子思想空前活跃，但曹丕显然不是个领风气之先之人。比起其父曹操的管、乐之志，曹丕脑子里塞满了因循守旧的等级观念，在政治上制定了九品中正制，在文艺理论上强调文学的经国性。听上去好像一副帝王口气，实质上世俗透顶。更不用说，其文章乃经国大业的论断，与古人的“诗言志，歌咏言”（《尚书·尧典》）南辕北辙。 可叹曹丕的这种文学口味，几乎就是南朝钟嵘《诗品》的诗学宗旨。“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后人将文学当作体育竞技，钟嵘应该是始作俑者。曹丕那个选官制度，被钟嵘借鉴到诗学里分出上、中、下三个等级。很有趣的是，当年的三曹之首曹操，被编入下品等级，不如其子曹丕排在中品行列，更不如被列于上品之尊的曹植。至于魏晋时代最有分量的压轴大家，陶渊明，莫名其妙地被迫与曹丕为伍。因为钟嵘诗品的等级标准取自诗人诗作承继对象的优劣。按照这种标准模式来评判明清小说，《红楼梦》断断乎排不到第一，因为此作的路数承《金瓶梅》而来，不及《三国演义》那么经国，那么不朽。 当然了，比起钟嵘《诗品》，更为经国而不朽的文艺理论著述，无疑是另一位南朝理论家刘勰及其《文心雕龙》。被清代学者章学诚誉为“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开宗明义就是“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由此断定，“歌谣文理，与世推移”；从而得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结论。倘若说，曹丕的道统文论还只是胚芽，那么到了刘勰的原道主张，已成了参天大树。所谓“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说白了无非就是，文学是圣人的教化工具。因此，尽管刘勰在著述中特意标举“风骨”，却一字不提最有风骨的诗人陶渊明。原因很简单，陶诗过于自由散漫，不符合教化工具标准。 也正是因为刘勰将文学看作圣人原道的教化工具，所以一旦具体到作品赏析，才会如此这般评说三曹诗作：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刘勰不是从作品本身的意蕴内涵、艺术成就着眼，而是从各自的政治地位说起，将曹操诗言志式的胸臆抒发说成是帝王的“雅爱诗章”，庶几就是附庸风雅的委婉说法。至于评曹丕诗作的妙善辞赋，评曹植诗作的下笔琳琅，皆为不着边际的虚言辞藻。如此敷衍了事，还不如钟嵘诗品分等级排秩序来得明确。由于理论的僵硬刻板，导致具体到作品评论只能是不知所措，评得让人不知所云。读了刘勰的三曹诗评，惟有慨叹，这可真正是从何说起？ 不管中国古代诗学文论是如何的自成一体，但倘若参照一下西方诗学史，那么就可以发现，刘勰的文论宗旨，像极了黑格尔美学。其原道之道，好比黑格尔的绝对理性或者绝对精神。其原道的教化主张相当于黑格尔那个著名美学定义：美是理念的显现。《文心雕龙》的体大虑周，与黑格尔美学的博大精深，遥相对称。这是两座用不同的语言构筑的具有相同品性的诗学大山，后来被那个叫做愚公的人移到一处，彼此混合，杂交出一个叫做为工农兵服务的土丘。此乃后话，且按下不表。 刘勰的原道宗旨，及至唐代古文运动的领班人物韩愈，被发扬光大为极其明确的“文以载道”。虽然刘勰的诗学体系体大虑周，但韩愈的强劲在于，不仅提出文学主张，而且有诗文创作填底；既是当时的诗界领袖，又在散文成就上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力主儒学，排挤佛、老，立场坚定，矢志不移，哪怕皇帝礼佛，也照样上疏朝奏。韩愈如此坚决的文以载道立场，获得同时代诗人白居易的唱和：“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与其说是儒学影响深厚，不如说是佛学在诗学上尚未形成气候。 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萧衍及太子萧统父子，都是相当于法国路易十四那样的皇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