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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做了教师 　　义务阶段，小心翼翼 　　1972年，我八岁了，开始在村小学上学。我年幼时体弱多病，瘦小懦弱。从我家住的村子——砖井前岗村到大队部村小学所在地至少有三华里，窄小、如遇下雨就非常泥泞不堪的小路，一个像我那样瘦弱的可怜虫要走那样远的确是个很大的负担，而且一路上还要过独木桥，几个大水塘。我没有哥哥姐姐可以陪伴护送上学，而别人家却大都有。在乡村，小孩子之间经常有大的欺负小的，兄弟姊妹多的欺负兄弟姊妹少的。甚至还发生过弱小的在放学路上被强悍的推到河里的事情。母亲从来都交代我要听话，绝不要去招事惹祸，因为我的父亲是上无哥姐，下无弟妹，人丁单薄的人家在乡村时时事事均要小心谨慎。 　　读一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突然有一天贴出了很多大字报，那时认字不全，记得主要内容都是：学生说老师不好，还有谩骂老师的，好像是学校老师还鼓励学生积极对老师写大字报。教室里外连柱子上都贴满了。那是一个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要把一切好的传统都毁掉的时代。教室门口是一个土台子和一个小操场。读小学那几年，操场上经常有全大队群众大会，似乎每次大会都是批斗人。 　　读完小学一年级，老师说我成绩好直接跳读三年级了，可是到了小学四年级，一方面可能是有些骄傲所以学习没认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算术课上有了四则运算，突然觉得难起来，成绩就不好了。四年级的教室是在大队轧棉花的车间房，我现在都记不清棉花收获季节我们在什么地方上课的，只记得下课时顽皮的孩子们可以在轧花机后躲迷藏，可以摆弄一下处于农闲休息状态的机械的轮子什么的。到了轧花时节，我们还可以到阁楼上堆成山的等待被轧的棉花堆里躲迷藏，虽然热，但觉得很有意思。 　　转眼到了五年级，1976年了，是小学的毕业年级了，但似乎没有一点要毕业的感觉。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学习就是自己凭感觉，那时人已经稍大些，但身体仍然差，常生病，比如感冒、虐疾是经常的。每次生病必严重的呕吐，母亲常常被我可怕的呕吐声吓得要死，每次呕吐都要把胃酸胆汁全部吐出来才会好转。满口的苦味，眩晕的头脑，让人有想死的感觉。家里喂了一头牛，一头猪，我开始上学前早晨先去放牛，下午放学回家后去野外找给猪吃的菜。1976年，中国发生的大事是后来才知道其具体轻重的。 　　那一年，河北唐山丰南大地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毛泽东逝世的追悼会我记得非常清楚：小学的全体师生还有村里的和当时公社来的干部齐聚小学操场，每个都事先折了白花戴着，大人还戴黑纱，公社那位姓齐的干部在会上讲起旧社会的苦难、新社会的幸福和毛主席的伟大恩情时，嚎啕大哭，全场也跟着一片哭声。1976年那一年，我感觉是这辈子听哀乐最多的时候之一。另一次是1994年父亲离世，我作为唯一的儿子为他处理后事，从城里到乡下，哀乐一直伴着我，以致于他的丧事过了好久后，我仍常常会突然感觉到那个旋律从某个地方突袭我。 　　小学毕业后就读初中了，但还是在大队小学读，“戴帽初中”。本来读初中要去至少十五里外的公社读的，但是上面允许小学再办初中，称为“戴帽初中”。初中一年级下学期不久，“四人帮”被打倒了，我们学生和大队村民一起参加了庆祝会，还在乡间的田野上进行了游行，稀稀拉拉的队伍逶迤好长。人们边走边呼“打倒四人帮，大快人心事”等等什么口号。 　　第二年即1977年，国家开始恢复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考试，我们的老师有好几个都参加了考试，也考上了好几个。那时能考上中专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考上中专、大学能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读书国家有生活补贴，毕业后还分配工作。也有几个老师考了但没考上，于是只好继续在村里学校“戴帽初中”里做我们的老师。那时我的父亲在小学部教低年级，所以大部分老师对我都不错，但是也有校长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看不惯我，可是我觉得自己是个谨小慎微的人，是属于比较努力听话的学生。我们自然村有8个读同一个年级的孩子，说起来都是同姓但不同辈份，他们有差不多一半是留级到我们年级的。平时放学回家路上，他们喜欢贪玩，在路上偷别人田里的瓜菜或者打架，常常很晚才回，我不愿意加入他们，于是就遭到了孤立。乡下的孩子常有一些无关痛痒的类似口头禅的骂人的话，本来平常母亲对我们几个孩子在这方面管得特别紧，不允许说任何不文明的话，但有一次，我们回家的路上，伙伴们在谈论老师时，我无意间夹了一句那样的话，其中一个人就在第二天告诉了老师，校长很快就知道这件事。后来是就为这一句话，学校召开全体学生老师会类似于批判我，我在会上做了检讨。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深，以后的好多年，每当回家从小学校边的沟坡走过，都不敢朝学校的方向看，觉得总有人在注意我，评论我。父亲那时虽在小学教书，但他是个并不善言词和搞关系的人。按照常理，一个教师的儿子不应该为一句不文明的话受这样大的阵势的批评。至于大人们之间到底有些什么过节或八卦，我到现在都不清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