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教育，理想的国.docVIP

理想的教育，理想的国 　　如果要在西方文明中去寻找一位哲学、教育与文艺的集大成者，我们无论给予柏拉图多么耀眼的光环都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整个近代的欧洲文明都是柏拉图的注脚。 　　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是梭伦家族的第六代传人，青年时代曾师从苏格拉底。苏氏死后，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公元前387年活动失败后逃回雅典，在阿加德米（Academy）体育馆附近设立学院，执教40年直至逝世。柏拉图的著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忠实于其师苏格拉底思想的，柏拉图早期的著作大都符合苏格拉底当时与人论辩的实际情况，是可以代表苏格拉底本人的思想的。很多以对话者名字命名的作品，都是柏拉图为纪念苏格拉底而作的，比如，《格黎东篇》写的是苏格拉底被投入监狱后，他的挚友、雅典巨富格黎东去监狱，再三劝说苏格拉底越狱逃生，却被苏格拉底坚决拒绝；有些是通过对话这种形式，不断追问关于某个问题的普遍意义，比如《卡尔弥德篇》讨论的品德是“明智”，《拉刻篇》讨论的品德是“勇敢”，《吕锡篇》讨论的品德是“友情”。另一类主要是柏拉图自己的思想表达，但柏拉图往往习惯于把自己的观念藏匿于苏格拉底的形象之中，比如《理想国》（也称《治国篇》），表面上是苏格拉底与学生们的对话，实际上体现的正是柏拉图本人的政治诉求。这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还身兼西方政治哲学和西方教育哲学经典文本的双重身份。 　　古希腊关于教育的话题，要从前苏格拉底时代说起。西方世界最早的教育，其实是古希腊的一个叫做“智者”（sophist）的人群所从事的活动，他们以教授人们有用的东西为生。慢慢地，“智者”就作为一个职业开始出现在古希腊各个城市中。何为有用的东西呢？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解释。在雅典时代，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城邦管理，大部分法官通过抽签选定，原告与被告都亲自辩论。在大家都缺乏专业知识的情况下，说话的技巧，取悦民众的能力，逐渐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智者”作为一类职业人，最初主要帮助公民在法庭审判中获胜。慢慢地，“智者”的工作开始发生变化，主要向民众传授讲话的艺术、演说的技巧，或者直接替当事人出庭辩护，这些在后来逐渐被城邦立法机构以法律形式承认其有效性。随着“智者”业务范围的扩展，修辞术逐渐演变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孩子们被送到“智者”那里学习如何令人信服地去陈述自己的主张，以便日后能在公民大会或其他政治活动中获胜。 　　但严格意义上讲，“智者”传授修辞术的这种教育活动仅仅是一种服务——以提供自己的知识来收取佣金的服务。当他们不得不为谋生而传授知识之时，也就不知不觉地走上了诡辩之路。“智者”在听命于雇主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思想活动受到约束。苏格拉底却不同，我们从柏拉图记载的各种对话的场景可以看出，苏格拉底真正是一只从事自由讨论的“牛虻”，他从不受论题所限，在集市上，在广场上，在神殿前，见人便叮，并且经常在与别人的讨论中揭露对方的无知，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取悦公民大会或陪审团。慢慢地，在自由论辩中，人们被激起一种求知的愿望，这便是最早的“为知识而知识”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是身体力行地在践行这种最纯粹的教育。我们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些对话： 　　当然，这种以哲学追问的形式研究问题的态度一定不会出现在“智者”身上。接受“智者”教育的人，时时刻刻都以获取成功为目的，显然，那是一种“为实用而知识”的教育。这里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现在常常提到的职业教育和通识教育，或实用教育与自由教育之间的对立，原来早已有之。苏格拉底追寻的是人在精神上的自由，这种教育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而存在的；而智者们所提供的教育无疑是以实用见长的，但过分依赖于技巧或现成知识的教育往往会疏于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如何处理实用教育与自由教育之间的关系，这真正是一个重要且严肃的教育问题，顾此失彼或非此必彼，显然都不应该，我们应该找到它们之间的平衡。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列举三种基本类型的教育模式。一为“经院式的教育”，这种教育唯一的关注点在于对传统的继承。教师在其中只扮演传声筒的角色，知识被固定于一个条理分明的世界图景之中，以便于所有时代的人们随时取用；而学生也使自己听命于那些能给他们提供保护的思想体系，并且他们只想知道结果，如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那般只想把白纸黑字的结果带回家去。[2]毫无疑问，这种教育模式在今天的教育世界还在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连雅斯贝尔斯本人也嗟叹，这种中世纪的教育理念即便到了今天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第二种类型的教育模式为“学徒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模式的基础建立于一种对个性力量的崇拜之上，具体反映在学生对教师的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敬重与爱戴，它被归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上的悬隔所造成，师傅的人格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对学徒施加着绝对的影响”[3]。这种教育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绝对权威，或许人们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