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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街头的66号 　　“66号”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大多数时间，他需要别人管他叫“66号”。因为他是一家足疗店的技师，只有别人这么叫他的时候，他才有钱赚。 　　男技师的钱不好赚。不知道为什么，在足疗店，男客人愿意点女技师，女客人也愿意点女技师。一个女技师要是拼命干，每天能做8个客人。但66号每天撑死只能做4个客人，每个客人提成30块，1个月下来，包吃包住，也就能赚个3000多块钱。 　　吃不是什么好吃的，住也不是什么好住的。66号就住在足疗店的休息室里，吃老板外包的伙食。没事的话，他一整天都不会出门。 　　早上9点到晚上12点上班，12点到凌晨4点值班。这中间，所有技师都在休息室里候场，有客人来就做，没客人来也不能走。休息室不大，没有床，只有几张可以调节靠背的单人沙发。竖起靠背，他就看电视。放下靠背，他就睡觉。大部分同事都是年轻的外地女孩，他30岁的年纪，又有老婆孩子，自然也不可能成为休息室的中心人物。 　　做足疗技师的日子很无聊，但66号并没有抱怨。他经历过起落，懂得要珍惜每一个盒饭。 　　他来北京10年了，不是一点见识也没有。他做过足疗技师、送货司机、烤串摊主、服装摊主，就在几个月前，他的梦想几乎一伸手就够得着了。虽然后来落了空，但他跟旁边这位穿红色凤仙装的女技师还是不同的――尽管都在往客人的腿上涂抹足浴盐，但他是男人，才30岁。他还有时间，只要一有机会，没准还是能够过上那种，曾经一度以为马上就能过上的日子。 　　“刚来的时候，我没地方住，连吃饭的钱都没了。反正这里有人派活儿，也不用跟人争，说得来的多说几句，说不来的少说几句。顶多干一年，等攒下些钱，还得找别的出路。” 　　66号边搓着磨砂膏，边对我说。 　　烤串发家 　　那一年，北京的风真大。 　　对于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外地人而言，想要在这座城市立足太难了。但66号的运气不错，又有心。他做了几年足疗之后，认识了一个东北哥们，开始跟着做烤串生意。学了技术，懂了门路，又有了些关系，他很快开始自立门户，在西三环的马路边上开了自己的烧烤摊。 　　“真的，做烧烤太赚钱了，我是熟门熟路。”他说，“你等会儿，我把水倒了，回来给你细讲讲。” 　　66号干活的样子，挺麻利。他长得也体面，高个子，方脸，大眼睛，口齿伶俐，略微有点儿山东口音，但肯定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他爱跟客人说话，但跟旁边的女同事反倒没什么话讲。他端着木桶走出去，女孩只是坐在旁边，低着头笑，八成是觉得他在吹牛。 　　“烤串有多能赚钱？只要位置好，夏天的时候，最多一天净赚3000多块。就紧着夏天那几个月干，挣上十几二十万，冬天就啥也不用干了。” 　　“最赚钱的是烤板筋。我们烤的都不是生板筋，是现成的熟板筋，再用火碱熏一熏。一大包熟板筋，进价60块，能卖出300块钱。老板最喜欢客人点板筋，一点10串，烤得特别快。不过板筋不好烤，得有手艺，烤得嫩了没味道，烤得老了咬不动。” 　　“最不赚钱的是烤腰子。一只烤羊腰卖15块钱，真不赚钱，都是拉客人用的。也有很多摊子的烤羊腰是假的，不是羊腰，是狐狸腰子。对，就是狐狸的腰子。养殖的那种狐狸，内脏很便宜。” 　　“烤肉串倒不那么赚钱，毛利也才30%。其实，肉串是首当其冲不能吃的。东北人做烤串，料加得特别狠，光添加剂就有十几种。肉也不见得是羊肉，有的是鸭肉，有的是牛肉，每串混一两块羊肉。最多的是猪肉，猪身上的某个部位，叫梅肉。你只要去北京的早市，说你要买梅肉，人家个个都知道你是干吗的。这种肉特别嫩，只要抹上姜汁、盐和酱油一腌，再撒辣椒粉，跟羊肉特别像，连我都吃不出来。” 　　“我们最爱做烤蔬菜。好做，又不会出事，又暴利。” 　　“做烤串最重要是要找个好地方，认识周边的人，有关系。要没关系，天天有人来找你麻烦，一下说你肉有问题，一下说你没烤熟，反正不付钱，烦死你。” 　　2012年夏天，66号辛辛苦苦攒了些钱，打算鸟枪换炮，在烧烤摊旁边盘下个店面。他傻里傻气地在西三环边上找了家门脸儿，200平米，以前是“面爱面”拉面店，装修特别适合做快餐。一问，光租金一年就160万元。这时候，66号结了婚，有了孩子，他掂量掂量，终于明白要想安家乐业，在北京是不可能的。 　　到了年底，66号回了趟老家。 　　衣锦还乡 　　“66号”是地道的山东农村人，家里有6亩地，种麦子和玉米。粮食打下来卖给国家，一年下来是一万五千块钱，养家糊口是够了，但要过得更好就没可能了。66号很想把日子过好。“我的梦想就是回老家，我不喜欢北京。要在老家县城有间大房子，我喜欢住大房子，最好是300平米的复式，再开上一辆SUV，我就很满足了。” 　　于是，66号去了县城。 　　他的钱不够买复式，但买套100平米的商品房是够了，剩下来的钱还能让他动脑筋谋个生计。打工七八年，又是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