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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3-09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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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轮回,从人生到爱情的张扬
1980年,一场由“潘晓来信”引发的人生观大讨论轰动全国,至今余音袅袅。那场讨论堪称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加速器。时任《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关志豪同志是这场讨论的直接组织者。最近,当他看到本刊举办的“21世纪爱情多元化讨论”后,深感这场爱情观的讨论与25年前那场人生观讨论有诸多相近之处。于是这位74岁高龄的前辈专门和本刊记者杨方仁有了一次面对面的交流。
杨:请您简单回顾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场关于“潘晓”的讨论。
关:“潘晓”的讨论,是从1980年5月《中国青年》发表署名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开始的。这封信引起了广泛、迅猛、强烈的社会反响。刊物出版的第三天,参加讨论的稿件和致潘晓的信就开始从全国各地涌向编辑部,由每天几件、几十件猛增到几百件、上千件,仅一个半月时间,就收到学生、教师、工人、农民、服务行业青年、部队战士以及待业青年寄来的信稿三万多件,其中不少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
这场讨论还牵动了港澳同胞和大洋彼岸朋友的心,他们为“祖国三十年来第一次这样开展探讨人生意义感到高兴。”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作了报道。
讨论开始不久就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当年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来编辑部听取汇报,和我们交谈长达三个小时,并和全体同志合影,以示鼓励。
讨论持续了八个月,最终收到信稿六万多件。刊物期发行量上升到398万份。
杨:当年的“潘晓讨论”虽然已经渐行渐远,但至今还经常为人们提起。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关:这场讨论已经过去25年了,但就像你说的,现在经常会有人提起当年“潘晓讨论”如何如何……有同志开玩笑说,这场讨论像个“幽灵”,挥之不去。
这是为什么?最根本的是因为这场讨论的主题不是编辑部臆想出来的,它来源于实际,植根于当年一代人的生活经历。“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是千万青年挣脱了长期“左”的路线的桎梏,发自内心的感叹和质疑,而当年《中国青年》开展的人生观大讨论,顺应了客观的需要,为处于彷徨、困惑中的一代人提供了诉说和探讨的平台,从而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还有,就是这场讨论允许人们讲真话、心里话。潘晓的信,就是非常真实地摆出了她的人生坎坷,吐露了心灵深处的种种委屈。当时就有青年来信说:“探索人生,必须从讲真话开始。”“让青年人说心里话,并公开发表,这是党的好作风在编辑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今天,人们还提起这场讨论,说明大家对新闻舆论允许讲真话的眷恋。
杨:潘晓关于人生观的困惑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文革”过后不久,社会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樊篱中挣脱出来,政治化的、高大全式的人生观受到质疑,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生主张,同时,多元化的主张也使很多人不知所从。进入21世纪后中国出现的爱情多元化,是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大背景下形成的。就我看来,现在人们有关爱情的主张和实践,一点儿也不逊于当年人生观的多样性。您认为那时的人生观困惑和时下的爱情观困惑,有什么相同吗?您怎样看待本刊这次关于爱情观讨论的必要性?
关:爱情观是人生观的组成部分。二十多年前人们对人生观的困惑和今天对爱情观的困惑,尽管发生的具体社会背景不同,涉及的具体内容不同,但总的来说,两者都是人生观向以个人为本位偏移的反映。
怎么看待这种偏移,是进步还是倒退?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倡导的人生观只讲公与私的对立,强调为我和为他的冲突,把“为我”和个人主义划等号,对正常的个人利益不是承认和尊重而是冷漠和抹杀,和这种片面、僵化的说教相比,潘晓来信中提出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是一种觉醒、一种进步。它反映了“为我”和“为他”有一致的一面、统一的一面。一位民营企业家就这样说:“办好自己的企业,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当然,“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不是高层次的人生观,我们还要提倡助人为乐以及需要时舍己为社会、为国家的精神。
围绕着爱情观发生的困惑,总的来看,也是人们要求在爱情生活方面,自我有更多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从而和传统观念发生了冲撞。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妇女必须从一而终、寡妇不能改嫁的陈腐观念今天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但是,现实生活中,认为对象谈了一个又一个太随便,凡是第三者总是缺德;对老翁少妇、少男老妇在一起看不惯;以为长年过单身生活不可捉摸,等等,这样的人还是不少的。
究竟人们在爱情生活方面,哪些追求是应有的自由;哪些追求不利于家庭和谐、社会安定、后代成长,贵刊适时开展《21世纪爱情多元化讨论》很有必要。因为在这方面太需要梳理和引导了。
我们承认自我、尊重自我、创造条件更好地发展自我,这是社会进步的反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是,不能把自我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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