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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贤”的原则在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摘 要：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诞生于西方，20世纪末被引入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面向公众服务，强调公共利益，其工作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组织发展。儒家思想几千年来深刻影响着中国，儒家注重人的因素，倡导“任人唯贤”，在如今社会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中国当前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要从德、能、勤、绩、廉等五个方面，不断发现、引进和培育贤能的工作人员，并注重量才适用，做到人尽其才。 　　关键词：儒家；贤能；选才用人；人力资源管理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086-02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国家，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正如有学者指出，西方管理思想运用于中国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问题。在设备、技术、质量、财务、成本等管理领域，因其对象是物，这种冲突相对轻一些，而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因其对象是人，这种冲突则相当突出” [1]。因此如何避免这种水土不服就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中国古代在选才用人上有许多创新，诸如远古社会选贤举能的贤能制度，通过让贤方法来产生首领继承人的禅让制等[2]。而儒家注重“贤”的原则，倡导全面了解、深入考察，并强调知人善任、量才而用，对于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儒家坚持“贤”的选才用人导向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以公平、公正为价值取向，以公共利益为组织目标、以服务公众为基本职能，在理性经济人与人本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一系列管理方式对组织内外相关人力资源进行有效运用、满足组织当前及未来发展需要，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与成员发展的最大化[3]。相对于其他组织人力资源而言，它具有公共管理的四个本质特征：履行公共权力，追求公共利益，作用对象是公共事务以及具有公共责任[4]。 　　儒家“尚贤任能”，崇尚贤人政治，孔子提出“举贤才”的治国方略。“贤人”是孔子心中的社会精英，也是其人才思想的核心[5]。他认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6]即，推举提拔正直的人，放在邪曲的人之上，民众就会服从；反之，民众不服从。并且“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6]。孟子更是指出：“不用贤则亡”[7]；强调“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7]，把人才放在适合他的岗位上才能充分发挥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荀子也主张选贤举能，认为“明主急得其人，而间主急得其执。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执，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意思是国家虽有严刑苛法，而无贤人治理，也必定出乱子，甚至危殆[8]。 　　儒家所谓“贤人”，或曰“仁人、贤士、君子”的标准众说纷纭。一般而言，“所谓贤才，是那种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规矩，说的话能够使天下效法，使天下人富有而自己不蓄积私财，布施天下而不担心自己贫穷的人”[8]。也即孔子所谓“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6] 儒家的这些理念对中国当前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二、“贤”在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运用 　　公共人力资源坚持社会性、公众性的价值取向，在选才用人方面，可以从德、能、勤、绩、廉等五个方面去考察，而这五点正是儒家所谓“贤”者所应具备的。 　　（一）德 　　中国自古重“德”，在人才选拔方式上，从世袭制、荐举制一直到科举制，无不贯彻“德才兼备”原则。儒家思想中，“德”与“仁”往往相互代替，孔子认为 “德”有五种具体含义，分别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6] 庄重不致遭受侮辱，宽厚会得到大家拥护，诚实会有他人任用，勤敏会取得功绩，慈惠则能够任用他人。“德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创造实绩的保证，没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很难创造突出的工作实绩。”[9]公共部门更注重公共利益，需要工作人员做到：（1）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责任感和责任心较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2）有较高的伦理道德，顾大局、识大体，富有团队合作精神；（3）有较高的职业道德，用高尚的道德引领工作实践；（4）有较高的心理品德，包括行为动机纯正、兴趣爱好健康等。 　　（二）能 　　能，即能力或才干，指履行职责的能力及分析处理问题的经验。孔子曾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6]，也曾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6]，强调真才实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6]，自己有能力，才可胜任相应工作。荀子有考察他人四法：第一，让其执法，以察其是否诚实地遵从礼法；第二，让其处理错综复杂的事务，以察其应变能力如何；第三，让其处于安乐的生活环境，以察其是否放荡；第四，用色利引诱，用怒险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