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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下位法清理 　　法律清理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清理，究竟是固守法律地盘，还是波及更多疆域？普遍的共识是，如果仅仅清理法律，与之相关的下位法却屹然不动，依然无法保障法制的权威和统一。因此，清理活动不能仅限于法律，还应向下延伸至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规章、红头文件等等。 　　事实上，对于法律清理的范围，学界亦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定义。狭义的仅指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广义的则包括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所有规范性文件。 　　与较为原则性、纲要化的法律相比，法规、规章等下位法更侧重细节性、具体化的制度设计，对社会生活、公民权利的影响也更加直接。正因此，对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而言，下位法清理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更具有“细节的力量”。 　　“超龄”与“暂行” 　　据2010年底的统计。我国法律体系除现行宪法及4个宪法修正案，以及236部现行有效的法律外，还有690多件行政法规、8600多件地方性法规、两万多件部委和政府规章，以及大量的司法解释。如此庞大繁复的下位法，必然衍生“过时”“抵触”等立法偏差，危及法制的统一和权威。 　　2005年令全国关注的“强制婚检”风波中，母婴保健法、婚姻登记条例和《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的不同规定，就引爆了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之间的一场“混战”；2007年律师法修订后，有关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不仅与刑事诉讼法存在冲突，而且与相关司法解释也严重“打架”，这是律师执法权利屡屡受阻的制度原因所在。 　　与立法冲突相伴的是立法滞后现象。典型一例是，2007年，四川眉山市67岁老人王树华在眉山火车站内横穿铁轨时，被一列高速行驶的货车剐飞，当场身亡。事发后，眉山火车站只愿提供最多300元的人道主义救助，其依据则是《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其中明确规定：“死亡者，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南铁路部门酌情给予80至150元火葬费或埋葬费；还可酌情给予一次性救济费100至150元。”荒诞的是，这个1979年由铁道部颁布的“暂行规定”已经“暂行”了整整28年，在物价水平节节攀升的现实下，依然照搬28年前“一条人命最多值300元”的补偿标准，自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在行政法规等下位法领域，诸如此类的陈年旧规比比皆是，有媒体甚至发起过评选十大“古董法规”的活动。2007年的调查表明，不少“现行有效”的法规、规章等，隐藏着侵害公民权利的条款，有的甚至还带有计划经济、“文革”等旧时代的烙印。比如。制定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关于用侨汇购买和建设住宅的暂行办法》《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规定》等等，调整对象早已消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一些“暂行”“试行”多年的“超龄法规”，更是与时代完全脱节，广遭社会质疑，比如，《旅游投诉暂行规定》暂行了16年，《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赔偿试行办法》试行了10年，《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制订于1960年，《铁路留用土地办法》甚至是1950年颁布的…… 　　之所以出现诸多“暂行”、过时的“古董法规”“超龄规章”等等，除了清理不及时外，新的制度设计没有及时跟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典型例证是1987年国务院发布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到2007年，该条例已整整“暂行”了二十年，在市场经济时代，该条例所规定的11种投机倒把行为，绝大部分都已合法化，“投机倒把”本身也成了一个极具荒诞感的历史名词，因此多年来，社会各界要求废除该条例的呼声不断。然而，对于商业欺诈等行为，当时还缺乏新的替代法规，因此只能继续依赖该条例个男“有用”的条款。为了回应社会质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还曾三次表明了该条例仍然适用的立场。 　　2005年10月，北京发生了月球村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贩卖月球土地事件，其欺诈行为令不少人上当受骗。但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都无法找到处罚依据，工商部门最终依据《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所规定的投机倒把行为的最后一款，“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对涉案公司实施了处罚。这是“投机倒把”几乎销声匿迹后，进入公众视野的一个奇特案例，当时还引发了一场“‘投机倒把’是否还适用现实经济生活”的行政诉讼。 　　正因为法规、规章等下位法深入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其清理难度不仅更甚于法律清理，清理频率也更为密集。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对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先后组织进行了十多次集中清理或专项清理。其中，2007年与2010年的两次清理，尤其意义深远。 　　通过2007年的集中清理，《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等“超龄法规”终于正式“退休”；而2010年的集中清理，则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前一年的法律清理行动遥相呼应，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