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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而经心谈写作 　　写作就是说话 　　写作就是说话。 　　就像小雀儿会说话，小猫儿会说话一样，人也会说话，而写作就是把你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东西记下来，不必担心那些声音经过了你的笔端会失去其真实的意图。人类固然渺小，但作为广阔大自然的一员，你的语言只要被说出就构成了世界的一部分。万木争荣，倾听自然，没有哪一种存在能被忽视，不是吗？所以有时候人们甚至可以不说人话，说鸟话。 　　写作就是说话，不仅让自己说话，还要让别人说话。 　　世界之所以生动，生活之所以丰富，人们之所以友爱，都是相互倾听的结果。假设我们只是一味地陈述自己，而不是在段落的背后、句子的缝隙、词语的转承间预留出足够的空间，让其他的声音、意见加入进来，那么即便我们写作，我们说话，也无法抵御个体的孤独，以及个人的偏见。我们不能做精神上的聋哑人。晚年的贝多芬所作的最大的努力，就是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写作就是说话，就是推心置腹的交谈，就像作曲家允许各种乐器发表自己的观点。疑虑的、谐谑的、愤怒的、快乐的、悲伤的，由它们说吧！让它们交织，喧响。正如舞蹈家用肢体勾勒情绪，画家用色彩构筑思想，建筑师用砖瓦实现家园，写作就是用文字模拟世界，再现和创造当下的生活。这道理听上去很简单，事实上，写作的时候需要的也就是这份简单。 　　写作就是说话，说有趣的话，说古今中外的话。 　　可以澄澈疏朗，也可以俚俗俏皮，总之繁简丰约，唯在得当。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让读者不讨厌我们。文字的品格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一样，过于刻意和矫情的人总是不受欢迎的。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就认为，一位作家不应把自己看作一个经常设宴款待或布舍赈济的施主，而应看成开饭馆子的店家，凡是来此出钱吃饭的，就一律欢迎。一个老道的作者，同样也敢于暴露自己的天真，不怕露拙显嫩，但求文从字顺，水流花放。起笔、转折、顿捺、提按，文章犹如书法，但两者最大的不同是，语言一旦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就永远不能被复制与临摹。 　　古语从新，时语从旧。行文中偶尔借用古字，往往能赋予文章一种奇特的庄严和意趣。戏剧家、诗人本?琼生也说，这类词语“久置未出，偶然捡出，古色斑斓，确有一新耳目之感”。这一点，想必服装设计师更有心得：时而宽袍大袖，高古峭拔，时而窄腰短靴，新新人类。 　　写作就是说话，然而，水行千里，终须登岸。在话语已经无法表现或无须表现的时候，选择沉默，而不要喋喋不休吧。苏东坡说得好：“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 　　幸福是最大的深刻 　　我曾在《花园里的几棵树》里特地写到过我家楼下的那一株无花果树： 　　“无花果是最爽快又最痴心的树了。天气稍稍暖起来一点，她就迫不及待地撑开了自己，而且一长就长成那么大，大脸盘、大嘴唇、大嗓门，毫无身段可言，虽也会结果，但怎么看都是中性的。” 　　午后，我歪在藤椅里，打着一个暖烘烘的瞌睡，无意中瞥了它一眼――呵，这木乎乎的二姑娘，今儿不知得了什么造化，竟认不得了！于是我揉揉眼睛，瞪大了一瞧：原来是挂了一树的腊肠啊！红红的三节棍，一节又一节，好像张灯又结彩，又仿佛袭人回家“省亲”，把个一贫如洗的枝干妆点得富丽堂皇，而且流油。哦，夯货也有这般牵肠挂肚的时候啊！李洱的小说名叫《石榴树上结樱桃》，我这叫什么呢？无花果树长腊肠？ 　　有不少我的同行，他们寻愁觅恨地勤翻报纸，蜚短流长地痛砭时事，言他而顾左右，小心翼翼地愤着世嫉着俗，却能恰到好处地把持着一份极为慎重的狷狂，如同超级厨师放手一搏的颠锅，七荤八素，天女散花，最后总能稳稳当当地回到锅里，然后就那么端着，坐等善良的读者之惠顾。但也有不少人反其道而行之，激情地讴歌一切光明的事物，近乎亢奋地宣传大大小小的正能量，简直无愧于“人民作家”的称号。就算是朗诵别人的作品，作者本人听了也会毛骨悚然，不敢相信自己的情怀得使出这么大的气力。我呢，就比较尴尬了，既没有激浊的雅兴，也没有扬清的本领，左右皆不能逢源，只好将眼皮底下的这一株无花果树写来写去。 　　前些日子，有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约我写一本清新流丽的小书，要一点哀愁，还要一点深刻，目的是引领当代青年们知性而幸福的诗意生活。这题目，着实令人犯难。诗意是诗意，生活是生活，不幸福的生活未必不诗意，诗意又岂能仰仗无忧的生活？诗意与生活，刻意交揉，便是造作。甚至连说也最好别放到一块儿去说，滑稽。就像法国小说家罗兰有一次问我，什么叫“雅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雅集嘛，说得恶俗一点，就是高雅的集会。 　　我不知道有什么比眼下的这番景致更能写照俗世生活的真正含义？一株心肺全无却牵肠挂肚的无花果树，在元月第二天里明明白白向我揭示的幸福，难道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深刻？ 　　关于《流水》 　　人总是有归宿的。我半路上横生枝节惯了，简直是游荡不归。可写作以来的这些日子，我似乎渐渐明白了过往经历的意义。有人问我，书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