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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与现代性 　　摘要：现代文学经典作为通识教育中的重要课程，在课时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应集中在两个关键词上――“现代人”和“现代性”。因为，现代中国区别于旧中国，在于“人”的觉醒和社会的现代性追求，这两者是现代中国最本质的特征和追求，是晚晴以降历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关键词：通识教育；现代文学经典；现代人；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23-0179-03 　　作者简介：余荣虎，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通识教育日益引起国内高校的重视，通识课已进入普通高校的课程体系之中。现代文学经典作为中国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成为通识课的重要教学内容。现代文学经典本身包涵丰富的矛盾性、含混性和不确定性，在课时相对较少的情况下，通识课的具体课时数，各校规定不一，但较之于专业课，都要少得多。如何把本学科的基本精神渗透给学生，成为一个艰难而重要的选择。而要作出正确的选择，就必须先弄清设置通识课的意图与目的。 　　通识课源自19世纪初美国大学教学改革，目的是打破文理学科的壁垒，加强文理学生全面的知识素养。因而，为理科生开设人文科学的基础课程，为文科生开设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以期培养学生的科学和人文素养。但从实际开设的课程来看，人文科学的比重远远高于自然科学。换言之，通识教育是以人文科学为重心的。例如，普林斯顿大学要求理工学院学生“必须至少修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七门，外加英文写作一学期，外语两学期”。[1]人文科学成为通识课的重心，不是偶然的，而是由美国（包括欧洲）的教育理念所决定的，关涉到大学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欧美的自由教育理念要求大学培养的人才是独立、理性、能明辨是非、富有责任感的全面的人，防止人变成技术或思维的奴隶，这就是在理工科学生中开设大量人文科学课程的原因。欧美通识课设置的思路是要求学生理解欧美的人文传统和变动不居的现实，加强学生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这一思路，对国内大学通识课的开设颇有启发意义。国内高校在传授自由、民主、理性的普世价值的同时，应加强学生对现代中国的理解，而现代文学经典无疑是实施这一目标的最佳课程之一。明确了这一点，现代文学经典教学的重心也就不难选择了。 　　一、现代人：“人”的觉醒与社会的进步 　　现代中国的现代性既体现为制度的进步，也体现为“人”的觉醒，而归根结底，“人”的觉醒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代中国的“人”是从两重束缚――等级制和礼教中――解放出来的。等级制表面上把人分为若干等级，实际上，只有上、下两个等级。上、下等级不是固定的，而是因情势而变化的，每个人都在上、下等之间升降沉浮，这就是君臣父子的伦常所规范的“人”。处于下等的人要无条件地服从上等人，否则，就被视为“犯上”、“忤逆”，遭受舆论的谴责、私刑的惩罚、甚或法律的制裁。等级制把人限制在长幼秩序、上下级别的结构中，以辈分、年龄和权力控制人、压迫人，使人毫无人身自由，更遑论思想自由。与等级制相配套的伦理规范是封建礼教，它作为漫长的封建时代的伦理规范，其内涵是丰富而庞杂的，但是，其本质上是以“礼”制“欲”，发展到极致，就是众所周知的“存天理，灭人欲”。个人的欲望，特别是本能欲望被彻底否定，人被抽象为只具有道德理性而没有本能欲望的“伪人”，并由此形成了一套针对女性的贞节观念，其弊害不言而喻。 　　现代作家以巨大的勇气和成熟的艺术创作，解构了这套由来已久的害人观念。鲁迅、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等大家，都以如椽之笔，揭露、批判等级制的荒谬，并将“平等”的观念作为其创作的出发点。而对于以“礼”制“欲”的伦理观念，现代作家更是不遗余力地批判。例如，鲁迅的《明天》、许杰的《大白纸》、许地山的《春桃》、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王统照的《湖畔儿语》、冯沅君的《贞妇》、张爱玲的《金锁记》、鲁彦的《安舍》、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等，共同创造了一个正视人性、男女平等的社会思潮，这一社会思潮改变了传统社会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男女关系。马克思指出：“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因而，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教养程度。”[2]而人的教养程度则决定社会的文明程度，现代中国之现代性首先来自对于人性的认识和男女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 　　在解构传统人学观念的同时，现代作家还在两个维度上积极传播现代人道主义思想。一是对他人的同情，以及对人性复杂性的认识，即如李健吾所说：“一个批评家，第一先得承认一切人性的存在”。[3]不仅是批评家，作家更是如此，他们在对底层、对受难者的同情中，流露出温暖的人道情怀。二是弘扬真诚、坦荡、无所畏惧的主体精神及人性欲望，高扬自我意识，抒写人性的真实，充实了现代人学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