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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国民教育 　　教育离不开典范 　　从文化史上讲，一流的学者、教授是文化的典范。从教育角度看，他们堪称师表。教育离不开典范，离不开大师和一流的学者。如果大学没有大师和一流学者，大学的内涵就会大打折扣。 　　上世纪4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仪态胸怀，也足可令人称道。北京师范大学的老校长陈援庵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家，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等著作，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人的必读书。陈寅恪先生对陈援庵先生的学问称赞不已，认为是清代学者钱大昕之后第一人。有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大学的风范才能得以树立。 　　现在大师和文化典范的缺失，除了长期“反传统”造成的文化断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国民教育。我们现在的教育就形态而言，基本上是应试教育，它使所有年轻人都朝同一个目标走去，即从小学到中学、大学，通过不断的考试，最后谋得一份工作。而这一过程已经磨钝了、耗尽了一切可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何况所学知识与未来的职业内容可能大相径庭。而就所学内容而言，现在的教育主要是知识教育，而且往往是陈旧的知识教育和不完全的知识教育。价值教育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根本阙如。其来源，开始是欧美西方的教育，后来学习前苏联，现在又转向欧美。即使其间涉及到了价值教育的某些方面，内容也相当混乱。 　　这样的教育体系和我们的文化传统完全脱节，除了知识的反复输送，没有告诉年轻人怎样做人和如何建立信仰。文化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在教育。试想，这是怎样大的缺憾啊！ 　　为国学正名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有三千年文字可考的历史，灿烂的古代文化为炎黄子孙所骄傲。但是，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在现代人身上存留几何？ 　　近年兴起的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为承继和重新整合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氛围。但到底什么是国学？怎样厘定国学的义涵从而和国民教育发生关联？“国学”这个词，在中国文本载籍中出现甚早，《周礼》中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的记载。后来，《汉书》《后汉书》，魏晋时期以及唐宋，多有出现。但历史上的“国学”概念，无一例外都是国立学校的意思。例如宋代朱熹创建的庐山白鹿洞书院，其前身在南唐时就叫“庐山国学”。 　　现代国学的概念则产生于晚清，是与西学相比较而存在的。至少，在1902年黄遵宪和梁启超的通信中，两位维新健将讨论了是否应该创办《国学报》的问题。梁启超在写于1902年至1904年的《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中，再次谈到国学，说有人很悲观，看到念新学的青少年“吐弃国学”，不免担心“国学”会被消灭。他说不必担心， “外学”输入得好，也会使“国学别添活气”。而距此五六年前，即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学校课程设置应本着“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梁启超后来转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外学、新学、西学，是同等概念；国学、旧学、中学，是同等概念。 　　就是说，国学是当西学东渐之后，与西学相比较，才有了国学这个概念。今天讲国学，首先要把现代“国学”的含义和古代的“国学”名称区分开来。事实上，自晚清国学的概念提出后，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并没有对概念本身作很多学理分疏。 　　1923年，胡适之为北京大学出版的《国学季刊》写发刊词，才提出了什么是国学的问题。他认为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发明，他早年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那么什么是“国故”呢？国故就是所有的中国历史文化，包括礼仪、制度、人物、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工艺、服饰等等。如果对所有这些内容作研究都叫做“国学”，那么“国学”的概念便过于宽泛，内涵不够确定，定义难以成立。 　　因此，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这个定义，并没有被学术界采用，后来大家一致认可的说法，是国学为中国固有学术，包括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和清代的考据学等等。这些关乎整个学术史又非常专门的学问，与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无法构成国民教育的内容。 　　1938年，马一浮先生在浙江大学讲国学，第一次提出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六经”。它们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形态，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之所从出。“六经”的义理历来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 　　当然还有“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经学是本源，小学是入径。在我看来，经学和小学是国学的主要构成。 　　国民教育须传道 　　国学如何与国民教育挂钩？如果把经学和小学理解为国学的主要内容，问题就解决了。前面讲到了现代教育的价值缺失和价值混乱，实际上就是缺少了“传道”的内容。唐代的大儒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把“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