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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推动中国历史走向重大拐点 2014年07月09日 12:14:26 来源：新华国际 分享到： 3 　　描述十月革命期间圣彼得堡革命者攻占冬宫场景的绘画(资料图片) 　　巴黎和会的结果直接刺激了中国国内的革命运动。图为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游行的场面。(资料图片) 据参考消息7月9日报道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梦想。一战时期及之后一个阶段，作为近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民族复兴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套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话说，这是一个坏时代，中国政局混乱、在世界上任人欺负；这是一个好时代，面对内外交困乱局，中国人从反思走向觉醒。其中，一战的爆发、中国在一战期间面临的种种矛盾与不公，起了直接的刺激、催化作用，影响并推动中国发展出现重大转折：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飞跃。 　　认清欧美日强盗本性 　　实现民族复兴，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首先是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实现民族独立和平等。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总爆发，中国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收回自己的权益，但最终却被列强抛弃和出卖，成为帝国主义分赃政策的牺牲品。 　　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用炮舰轰开了中国大门。从此，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强制性地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所 　　有的奋斗，就是寻求国家富强，摆脱任人欺负的现状，振兴中华。而一战的爆发，又给不少中国人带来憧憬，希望利用这场战争，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废除近代以来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平等身份融入新的国际秩序。 　　大战爆发后，由于主要参战国在中国都有势力范围，注定了发生在遥远欧洲的战争与中国命运息息相关。对中国来说，袁世凯政府最初希望通过保持中立而自保，但日本无视中国是中立国，借向德国宣战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宣告中国中立政策的破产。中国欲中立而不能，参战成了唯一选项。而中国也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美日矛盾，借参战实现利益最大化。 　　但参战却面临问题。先是日本担心中国参战会提高声望而极力反对，后来日本见势难以阻止，就先后同英、俄、法、意达成“五国谅解”秘密协议，保证战后和会上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此时，美国担心中国被日本进一步控制，转而反对中国参战，但考虑在远东无法与日本抗衡，只好妥协，双方签订协议，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尊重美国在华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列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用中国利益做交易，根本没把中国主权放在眼里。对这种受制于人的状况，梁启超愤慨地说：“夫有国者，不能自树立其地位而视他国之政策以为转移，此诚我国民最可耻之事。” 　　1917年8月，中国正式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一战。中国作为参战国和战胜国，极大增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信心。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的尊重殖民地人民要求、大小国家互相保证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更是令中国人神往。 　　1919年1月，处理解决战后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这个会议主要由美、日、意、英、法五大国控制。中国以战胜国姿态出席会议，拟定了破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等内容的提案，并制定了“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然而，尽管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据理力争，但所提要求大部分都没有实现。巴黎和会实质上成了列强重新划分世界霸权、掠夺战败国的分赃会议，中国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筹码，成了列强们肮脏交易的牺牲品。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使中国人彻底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陈独秀指出，威尔逊只是一个“空头大炮”。严复说，西方国家在1919年的行为表明，西方三百年的文明发展最后只归结四句话：自私、杀戮、无耻和堕落。李大钊根据对于帝国主义强盗本性的新认识，进一步提出了“把这强盗世界推翻”、“改造强盗世界”的彻底反帝口号，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完成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飞跃。 　　“社会主义”成时髦热词 　　近代中国追求民族复兴，从深层次看，就是不断探求国家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过程。一战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弊端，打破了西方文明完美优越的神话。资本主义失去了光明前途，社会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国人民追求的目标指向。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人抵抗列强一次次失败，渐渐从“天朝上国”梦中惊醒，意识到西方列强不仅有坚船利炮，而且有制度文明，开始由被动向主动、由技术文明到制度文明，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 　　中华民国建立后，拥有了共和国几乎所有的制度形式：多党竞争、议会选举、责任内阁、独立司法，还有一部呼之欲出的《天坛宪草》。尤其开放党禁，一瞬间冒出几百个政党。但各种势力为党派和个人私利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甚至在国会、报纸上争斗谩骂。议会制试行不到两年，便招来各种批评，旋即为袁世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