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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 大众文化发展下身体与灵魂的解放 2008年09月22日 15:53凤凰网专稿 大众文化的发展轨迹怎样？身体与灵魂的关系如何？权利、名誉、自由、解放，我们追求着什么？丢弃了什么？怎样守卫精神的家园？如何寻找迷失的心灵？ 主持人：当下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文化的演变。近年来超女，快男，水煮三国，大话西游等名词一次次地成为大众文化的热点，多元文化的汇聚令人兴奋不已，但是同时迷惑与不安也时常伴随而来。我们在文化，在精神之路上的探索似乎问题不断。那么这些问题又该如何解释，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又该去追寻什么？所有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先生。 被称作“文化恐龙”的朱大可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此外还应该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文化学者、随笔作家以及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他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是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1994年，已经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的朱大可辞去上海师范大学的教职，远赴澳洲。2001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宣布“与文学离婚”，以此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学现状的忧虑和将眼光放到更广一层的文化领域的决心。朱大可在百般表达着他对当代文学的厌倦的同时，文字中却又难掩他心中对文学的爱与痛。作为“文化守望者”，朱大可试图对中国文化做出“正确性”判断，以个人之力抵抗溃退文化大潮。 朱大可是否接受“文化恐龙”的称号？ 主持人：叫文化恐龙，我不知道这个称号是什么时候给您的，以及是出于什么考虑给您一个文化恐龙这样一个绰号？ 朱：这个绰号是我的一个朋友，后来在1994年自杀的那个华东师大的一个文学评论家，叫胡河清，他在一篇文章里把我形容成文化恐龙，就是跟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 主持人：那么你对这个称谓，你接受还是觉得是一种调侃，还是觉得也还有点意思呢？ 朱：我觉得别人爱说怎么说都没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绰号来界定它。当然文化恐龙可能说明了我性格当中的某些东西。这个很可惜就是称我为文化恐龙的这位朋友，他自己成了文化恐龙，他去世了。 主持人：那么从精神上头说，您应该和他是同志，但是你没有采取这样决绝的态度，而是采取了一些不断地进行阶段性的学术转型的这样一种文化策略，在完成着你和这个社会的一次一次新的一种关系的重组。 朱大可：我不跟作家交朋友 朱：我觉得这是一个更积极的一个态度，如果都是这样回避的话，中国文化是没有任何指望了，当然我可以理解他的那种焦虑和痛苦。 主持人：在大学的时候，包括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读过您不少的关于文学评论方面的一些书。您最早是对文学，对小说，对这些东西进行一些很敏锐的这样一种批评.从您的批评中间可以看出一种一贯的作风，就是都是非常地犀利，而且非常地不留情面，确实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立场非常鲜明，那么您采取这样一种态度怎么在这圈子里头混？ 朱：我不混圈子，可能应该说是我们的代价也是很昂贵的，首先我不跟作家交朋友，基本上很少。因为我只有跟他们保持距离，才能更客观地对他们进行评判，电影圈也是一样，就是说保持距离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法，使得你能够更公正，更客观地来评判文化现象。 主持人：那么你的每一次转型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觉得这个阶段可能你预见到了某一种文化转型的这样一种趋势，然后你根据这种趋势，你觉得你应该做一个更积极的回应，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做一种转型的这样一种决定。 朱：其实转型也不多，就是一次吧.我觉得就是90年代初期，我已经预感到了整个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而文学当时正在一个处于一个非常低谷的一个状态，那么实际上是，有记者采访就说，说了一个比较过激的话，跟文学离婚，这个婚其实没有离成，一直在跟它苟且，一直在跟它暗合。就是本质上还是热爱，就没有办法，只不过是我们对文学的评判可能不在文学领域内部，在更大的文化的领域来进行评判。 大众文化的发展轨迹怎样？身体与灵魂的关系如何？ 朱：整个的中国，从1949年以来，它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身体和精神，或者身体和灵魂这两者之间的互相交战的一个历史。尤其今天当下的这个大众社会，把身体这个概念提到了最重要的核心的关键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就迫使我们思考，第一，身体和灵魂究竟是什么关系？第二，身体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重要的角色？而身体恰恰又是大众文化的核心，如果我们不研究身体，以及身体和灵魂的关系，我们就无法辨认和看清楚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轨迹。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很早就有人在探讨这个问题， 比如说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里就写过，萨宾娜有一张床，这张床非常巨大，放在房间的中间，她朋友就问她，为什么要一个人睡这么一张大床，她说为了翻身。 去年我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北京有个很著名的周刊的一个杂志的主编跟我讲，北京的中产阶级现在床从两米已经扩充到两米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