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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边缘位移社会文化论文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社会发生的许多重大变化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的两大系统——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以及知识分子的两大群体——人文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分子——的结构-权力关系的变化。其集中表现是，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从以前的中心走向边缘，而技术知识与技术知识分子则从原来的边缘走向中心。我以为，知识系统与知识分子群体内部这种中心-边缘关系的转型，不是孤立发生的现象，它同时关涉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观念、尤其是政治权力合法化机制、国家发展战略的转移、大众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知识/知识分子与政治、与大众生活的关系的变化。本文将从知识社会学与知识分子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作出分析。因为从知识社会学、知识分子社会学的角度看，无论是人的知识活动，还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社会作用，从来都不能、也不曾脱离它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著名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论证了知识为什么必然受社会的制约。他指出，知识并不是完全依据“内在法则”（immanentlaw）发展，不是完全按“纯粹的逻辑可能性”被“内在辩证地”推动。相反，知识的产生与发展实际上受到知识以外的许多非理论性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曼海姆把这些相对于纯理论性的因素称为“存在性因素”（existentialfactor），它们不仅与特定知识的发生发展相关，而且还影响到知识的形式与内容。（1）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极度边缘化是新近出现的现象。为了有一个历史的眼光与比较的视野，让我们先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国古代、近现代、当代以及80年代前中期的情形。但是由于篇幅与本人历史知识的限制，这个回顾不能不是十分简略而粗糙的。 一、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化及其角色蜕变（古代） 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人文知识分子的队伍之庞大、地位之显赫，与科技知识分子的队伍之萎缩、地位之卑微恰成鲜明的对比。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的整个知识系统中，人文知识（文史哲）历来占据整个知识体系的中心，被尊为“道”；而科技知识则处于知识话语系统的边缘，被贬为“术”。相应地，在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中，人文知识分子则作为“士”的同义词而位居“四民”之首（士农工商），（2）几乎垄断（独霸）了知识精英的宝座，并作为政治精英的“后备军”（仕进以前）或“兼职者”（仕进以后）而贴近政治权力中心。相比之下，科技知识分子则大多作为手工艺人（“匠人”）而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为大众所藐视，更无望转化为政治精英，其社会地位居然比“农”还低，仅高于“商”。与人文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在中国传统精英结构中几乎不占什么位置，以致于“士大夫”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符号，完全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专利。依据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状况完全是由传统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以及政权的合法化机制、社会行为的规范化机制决定的。从经济结构看，传统中国社会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结构根植于深厚的封建农业经济之中，它表现为强烈的农本特征，即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以农业为本是封建统治者维护这一结构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定型化，农者，天下只本也。由此产生的本末观念和重义轻利意识，便获得了长足的发展。”（3）；从文化-政治结构看，中国政治以官为本位，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而这二者又相互支持。统治者“以德治天下”，伦理合法性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赖德菲尔德（R.Redfield）把古代中国称为“复合的农村社会”，由士大夫与农民组成。士人与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成分，其中士人的工作是非经济性的，他们的使命是建构文化价值与伦理规范系统，因而不需要多少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金耀基先生也认为：中国的士大夫是偏重于“人事主义”与“人事学问”（即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学问、道德学问）的，对于自然的学问兴趣极少。中国秀异分子（即精英分子）的功能偏向文化性与政治性；而士人与农民这两个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阶层，又是相互流通的，所谓“半耕半读”、“耕读传家”、“朝为田舍郎，暮蹬天子堂”是当时一种真实的社会现象（4）。梁漱溟先生说：“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5）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两个最主要阶层都视觉人文知识/知识分子高于科技知识/知识分子。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的特点，还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的合法化依据是儒家的伦理哲学，而不是国家的经济成就和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只有当经济陷入崩溃的时候，即老百姓无法维持基本生存的时候是例外，但即使由此导致的农业早饭也无法推翻伦理本位的传统），统治阶级以所谓“礼仪”、“德”、“孝”治天下，社会的各个阶层也以礼仪（而不是商业伦理或市场为基础的契约）规范人际关系及日常生活。（6）这一方面使得人文知识的主干－－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礼仪心性之学，位居整个知识系统的核心，使得以阐释这种儒家伦理为本位的人文知识分子稳坐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