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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档案困境考量公共管理综合论文 1公共档案馆的社会理想公共档案馆的社会理想是指人们对于作为一个事业整体的公共档案馆在社会生活中的性质、地位及作用等作出的合乎理性和逻辑的预期和展望，作为档案馆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话题，公共档案馆社会理想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外在因素和内在缘由的，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结果。从外在因素层面看，它意味着对公共档案馆传统藏用思想的反省，表明当代公共档案馆人由于人类面临的信息困境而转向对信息价值和利用者信息权利的关注：从内在层面看，它体现着档案馆人以哲学方式对自身行为及其效应的自觉检讨与自我批判。如果说在古代中国作为政治附庸的“档房”的社会理想尚处于一种内向封闭、自我满足的状态，而近代中国档案运动也只是尚具人文主义启蒙的色彩。那么历史发展到今天，公共档案馆的社会理想则进入到了一个积极外向、多元开放的全新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完成了由“以藏为本”到“以用为本”的转变，形成了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信息公平、制度公正、利用自由的社会理想。随手翻检当代档案学者的论著，如冯惠玲的《开放：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之路》、郭红解的《开放亲民文化服务——未来城市档案馆的发展方向》，“开放”、“权利”、“自由”、“公平”、“制度”、“保障”等语词随处可见。蔡娜等人更是用“公民信息权的基本保障”这一概念来描绘公共档案馆，认为公共档案馆既是社会公共管理机构和信息保障体系，也是为了实现人类信息共享与信息保障而作出的一项社会制度安排。目的是让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地方能得到自己需要的所有形式的所有开放了的档案信息资源，这就是我们公共档案馆的最高社会理想。2当代公共档案馆社会理想面临的现实困境2．1社会认同存在巨大反差对公共档案馆社会理想的颂扬和赞誉大都来自档案馆界本身，而社会对档案馆事业的认同与档案馆界对自己的职业认同存在着巨大反差。现实社会对档案馆工作人员及档案职业的认同程度，绝对难让档案馆员自豪起来。而更令人尴尬的是，在档案馆界内部对档案馆社会理想的认同也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是档案馆学理论界与决策层之间的分歧。理论学家提出的理想虽然合理，但在决策层看来却不切合实际，难以应用，理论成果往往被束之高阁。同时，理论学家又认为官员无视理论，致使公共档案馆事业缺乏逻辑，违背理论规律和原则，而且，档案馆社会理想在实践层也难以得到认同。因此，理论界高举信息自由、信息公平的大旗对实践层不断进行批判：而另一方面，实践层还在为自己的生存苦苦挣扎，认为理论界是在隔岸观火，站着说话不腰疼。可见，公共档案馆社会理想的光芒顶多只是闪耀在理论的象牙塔的塔尖，对社会的影响有多大还有待考量。2．2实践环节存在严重背离公共档案馆的发展水平最能体现档案馆精神，是一个国家档案馆事业发展水平的标志，然而，我国公共档案馆发展的总体水平低下而且极不平衡，已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边远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公共档案馆数量及经费的极度匮乏，而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对档案馆的评估又促成了大量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一大批作为“城市标志性建筑”、“文化标志性建筑”不断出现。而且，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状况更是令人担忧。以2003年为例，我国档案开放率只有20.8％：利用人次只占到全国人口数量的0.285％；利用档案的卷、件次数只占当年馆藏档案总数的5.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民众的档案意识不高是一个方面，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要从档案馆界自身来找。档案利用中的各种收费问题已是不必多说，“为领导决策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当作搪塞“为公众服务”的思维方式更是由来已久了。 2．3管理权责存在极大不明在公共档案馆领域中，担当管理角色的是各级档案局等，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档案馆与档案局往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政策的制定者与政策的执行者是同一批人，这就犹如在运动场上某人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一样，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关系过于密切，使得监管规则很难得到有效执行。这种美其名曰“双重职能”的建制，实际上是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机构性质、职能、任务及工作对象，使其工作发生了极大的偏差，容易产生档案馆也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的误区，以至于淡化了本应有的服务意识和效益观念，弱化了档案馆本应有的社会化功能和作为“文化使者”的身份。虽然这种“合二为一”的体制为工作的开展取得了些便利，但也给档案馆带来了不小的困惑。因此，要想在这种体制环境下实现公共档案馆的社会理想谈何容易。2．4政府职能存在严重不清由于制度的缺失、公共审计的不完善，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方面划分不合理，导致了为全社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不足、分配不公、效益不佳。在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公共用品领域，只有教育领域对财政的投入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其他如卫生医疗、社保、公共图书馆、公共档案馆等领域都没有把政府的责任提高和明确到法律的层次，对其投入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