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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学透视的宏观批评文化文学批评论文 本文作者：石麟 单位：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一中国传统文学,如果从文化层面进行最粗线条的划分,似可分为“庙堂文学”、“山林文学”、“市井文学”三大部分。所谓庙堂文学,实际上也就是正统文学,亦即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学;所谓山林文学,也就是隐逸文学,基本上处于非主流的地位;所谓市井文学,当然指的是大众文学。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庙堂文学是以统治阶级思想为核心的群体意识的反映,山林文学则更多地反映了作家的个体意识,而市井文学则是另一种群体意识)))传统文化在广大民众中积淀的结果。 中国传统文学虽然可以大体作以上三大部分的区分,但三者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全然的泾渭分明,而是相互间既有交叉,又有融合的。同样,对于某一位作家而言,他也不可能一辈子只从事上述某一部分的文学创作。有时候他会从事庙堂文学的写作,有时候他又会进行山林文学的构造,有时候或许也会染指市井文学。有的作家甚至会同时进行多种层面的文学创作。从文体的角度看问题,则各种文体都可作为上述三大层面之文学创作的载体,但也有一定的侧重和偏向。如辞赋,写庙堂的作品最多,写山林者次之,写市井者极少;如诗歌,则庙堂文学、山林文学并重,只有民歌或拟民歌才写市井;至若词曲,大致上三者平分秋色;戏剧、小说创作,则市井第一、山林第二、庙堂第三了。 一个饶有意味的事实是,无论是庙堂文学、山林文学抑或是市井文学,都共同具有“辉煌”、“堕落”、“反思”三种创作状态,并且这三种状态有时相反相成,有时相辅相成,有时竟是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奇特态势。 二庙堂文学的辉煌是持久的,然而,这种持久的辉煌却建立在更为持久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之上。进而言之,支撑辉煌的庙堂文学构架就是诸如忠、孝、仁、义、刚、正、廉、明等传统伦理道德的精粹。忠君爱国、孝养双亲、关心民瘼、信义待人、不屈不挠、正直无私、廉洁自律、明辨是非,以及要求建功立业、施展怀抱的人生追求,,这一切,难道不正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崇高精神吗?将这一切用诗词歌赋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难道不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辉煌再现吗?《诗经》的周人史诗,屈原的《离骚》《九章》,孔夫子的《论语》,太史公的《史记》,那建安风骨,那正始哀音,左思的《咏史》诗,刘琨的《扶风歌》,陶渊明的“金刚怒目”,鲍明远的《拟行路难》,李、杜、高、岑的吟咏,韩、柳、欧、苏的文章,辛稼轩的气吞万里,陆放翁的铁马秋风,还有岳武穆、文文山、元好问、张养浩、于少保、陈子龙,,这些作家,无一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笔下的作品,大多是时代的最强音。毫无疑问,正是他们用手中的笔、眼中的泪、心中的血,创造了庙堂文学的辉煌。 读诸葛亮的《出师表》而不下泪者不是忠臣,读李密的《陈情表》而不下泪者不是孝子,读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而不下泪者,此人大概既不是忠臣又不是孝子。这是一种情结、一种积淀,一种超越时空的民族精神、人文精神。这里有忧国忧民的情怀,有思乡思亲的情绪,有正大光明的气质,有义无返顾的气概,,而这一切,又正是辉煌的庙堂文学之所以辉煌的底蕴。在封建社会的中国,这种精神深深植根于每一个正常的人、尤其是人格健全的知识分子的心田。千千万万的正常的封建时代的中国人,从小所接受的就是这种传统的教育,有生以来就生活在这种传统文化的浓厚的氛围之中。他们将这种正常的思想通过正常的方式表现出来,所缔造的难道不恰恰是庙堂文学的辉煌吗? 然而,当庙堂文学无比辉煌的同时,它的堕落也已悄然开始,甚至可以说,这堕落的根子就埋藏在辉煌的泥土之中。而这堕落是沿着两道轨迹前行的,一是歌功颂德,二是矫饰人情。 歌功颂德本来也没什么不好,但是,由对国家、民族、日月山河、英雄人物的歌颂转而成为对君王、上司、达官贵人的歌功颂德,却无疑是庙堂文学最大的堕落。在这里,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去一一列举那些枯燥无味的“作品”,只看一点儿最极端的例子就足够了。明代洪武年间的文人吴伯宗这样写道:“唐尧虞舜今皇是”,“万岁声呼山动摇”。“江海小臣无以报,空将诗句美成康”。如此“诗句”,难道还不能体现庙堂文学的极端堕落吗? 除了对君王们进行直接歌颂而外,庙堂文学之歌功颂德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就是将传统封建道德推向极致并加以大力的歌颂和鼓吹。忠君爱国在这里变成了对君王的愚忠,孝养双亲在这里变成了割股疗亲一类愚昧而又残忍的行为,至于夫妻间的感情,则更是演变成为夫死守节乃至以死殉夫的妇女单方面必须履行的极端不人道的义务。总之,一切正常的人际关系都被冰凉、残酷而又极端偏颇的忠孝节义的道德信条所代替。我们且不说那多如牛毛的“家训”、“律条”、“烈女传”、”忠义传”等等,因为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文学作品,不在本文所论之列。我们也不说那些流传并不广泛的理学家们表彰忠孝节烈的诗歌散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