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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史结合之编年歌括古代文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许衡编年歌括诗史结合 [论文摘要]许衡的《编年歌括》以歌谣的形式铺叙历史，是诗、史联姻的结晶，体现了作者的历史观念。组诗的艺术特色主要反映在整体编排，时间意识，概括简约，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的统一以及语言的通俗化、精炼化、形象化和音乐性、节奏性等方面，具有文史兼备的特点，是前代咏史诗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许衡的文化建树体现在很多方面。除了诗文创作外，他在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和历史学等领域的贡献也是举世皆知的。其经史不分的思想影响颇大。许衡有着文史兼融的知识结构，并在教学中充分发挥这种主体优势，60多岁时为太学教学需要创作了由27首诗组成的《编年歌括》，以歌谣的形式概括性地记述、评价了自唐虞三代至金27个朝代的历史“歌”，可歌可咏之谓也；“括”，对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概括。这一组诗，既是史，又是诗，同时也堪称咏史诗。四库馆臣评许衡的《编年歌括》云：“其编年歌括，尤不宜列入集内，一概刊行，非衡本意，然衡平生议论宗旨，亦颇赖此编，以存弃其芜杂，取其精英，在读者别择之耳，其文章无意修辞，而自然明白醇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集部．别集类一九．鲁斋遗书》)此{仑虽站在正统的学术立场上，说《编年歌括》的形式不符合规范而不应辑入文集，但也注意到它的思想价值，并认为许衡编年歌括与其散文一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许衡对人类社会演化发展的进程的总体看法在组诗中主要反映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通变”意识。许衡《编年歌括》虽然是各个朝代独立成篇，却深深地隐含着“通变”的思想。他以通与变的关系来阐说朝代变更的原因，并指出这一切历史现象的根源都是“数”。许衡认为：“五帝之禅，三代之继，皆数然也。其间有如尧舜有子之不肖，变也!尧舜能通之以揖逊，而不能使己之无丹朱。商均汤武，遇君之无道，变也!汤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无桀纣。圣人遇变而通之，亦惟达于自然之数，一毫之己私无与也。”(《鲁斋遗书．语录上》卷一) 第二，“数”与“变”的关系。在《唐虞》中，许衡以尧舜“官天下”与夏的“家天下”形成鲜明对比，并说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尧舜有子之不肖”，于是尧舜乃从不通中寻求变化，因此便会有“禅让官天下”，产生“禅让制”。许衡把这种通变的认知思维贯穿于整个歌括中，但将朝代变迁原因暗寓于各断代史的吟咏、述诠中。最后，许衡提出这些变迁都是符合“自然之数”的，这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元朝统治者提供了历史依据。蒙古灭宋金，建立了疆域广阔的大一统政权，元王朝同样是符合“变通”之理的，具有正统地位，“天眷地顾，笃兴我元。四海会同，本枝万年”(许衡《稽古千文》)。 第三，较开放的正统观和民族观。由于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故蒙古统治者对“正统性”的观念特别敏感。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治国施政的方略上，也反映在修史及史学意识上。许衡作为由金入元的大儒而能够较快地接受这一历史变迁，说明其思想意识中并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念，认为“光景百年都是我，华夷干载亦皆人”(《病中杂言》)，华夷是本同末异。《编年歌括》宣扬了正统、非正统的区分标准不是夏夷之别而是政权是否合于“数”的理念，认为蒙古虽为异族而元朝则是合于“自然之数”的政权，当为正统。而对于汉与鲜卑、匈奴混血家族建立和统治的李唐王朝，《唐》诗中更予以肯定： 李氏建极临九有，纪年三百八十九。 神尧太高中睿玄，肃代德顺承其后。 宪穆敬文并武宣，懿僖昭哀皆继守， 总来二十一称尊，高后一朝为武后。 “建极”、“临”、“神尧”、“称尊”都是组诗中其他作品所用极少的字眼，带有极大的权威性和肯定意味。由此可见，许衡也是在向本朝统治者昭示着一种道理：依照唐制行汉法应是开明的统治政策《编年歌括》在艺术形式、表现手段和技巧等方面也显示出鲜明的特色和成功之处，堪称中国古代咏史诗的上乘佳品。 组诗体现出强烈的时间意识。这一点，既表现在所有诗作的总体编排上，也表现在每一首诗的具体文字中。许衡将27首诗以编年形式排列起来，按朝代更替的时间顺序，依次叙述、评论了上自唐虞，下迄金代历朝的史事，“始自尧戊辰，终于金癸巳。三千六百年，内减三十四”(《总数》)。作者以宏大的历史眼光，纵观3600年的历史，纵论27代的兴衰成败，描述和评价了元以前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及其特征，使组诗体现出高度的概括性。每一首诗，也都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记述，内容囊括整整一个朝代的兴亡变迁。许衡编年歌括中使用的时间性数字，可谓空前之多。每首诗中都交代了该朝代存在的时间，有的还明确指出历经几帝，传了几世，如前举《西汉》的前两句“西汉十有二帝，二百一十四龄”；《东汉》：“东汉十有二朝，一百九十六算”。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和作者认识水平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