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警务》(治理、风险与犯罪控制)创新.doc

PAGE PAGE 4 第1章 治理、风险与犯罪控制 1.1 导论 最近，一位警员跟我们谈论起一个旅行车停车场经理玩弄“无赖”手段不遵守停车场规则与治安秩序的事例。该停车场曾经是个非常令人头痛的场所，警务部门平均每个月都能接到停车场20件左右的报警电话，涉及发生在停车场的治安骚乱、家庭纠纷、毒品交易、交通事故、故意损毁财物等事件。根据州法律的规定，警务部门有权进入旅行车停车场并采取措施以防止发生严重的治安滋扰案件。其中有一条规定赋予警察有权全天24小时禁止违法犯罪人员进入旅行车停车场内（2000年警察权力与职责法案[昆士兰]ss368～371），但是这项警务措施并没能有效防止上述问题的持续发生。在一系列试图防止发生治安滋扰事件的措施宣告失败后，警察们恍然大悟，他们发现了问题的根源，原来停车场的经理违反了当地议会制定的关于房屋拖车停车场停车规模的规定（2000年由布里斯班城市议会制定的关于旅行车和移动式房屋拖车停车规范的地方法律），其停车场所容纳的车辆及旅客的数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限量。于是警察部门创新了犯罪控制模式，即警务部门与当地议会以及为停车场提供保险服务的保险公司三方携手，共同治理停车场的违法犯罪问题。地方议会采取了严格的执法行动（对违反规定的停车行为，一次可以最高处以50澳元的罚金，或根据地方法规第13条的规定处以总额3750澳元的罚金，也可以根据地方法规第19条的规定，吊销停车场的许可证）。保险公司也对该停车场履行保险条款的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其违反了保单的条件，撤销了与停车场签订的保险合同。停车场的经理因而被迫遵守法律关于停车场最大容量的规定：他减少了20辆旅行车进入停车场，并将72个人驱赶出去。他的目标就是避免市政议会的罚款，并重新获得保险公司的保险。这样，停车场的所有者或经营管理者也成为三方伙伴关系中的一员了。尽管停车场所有者或管理者不情愿参与这样的计划，但作为三方伙伴关系中的一员，对于减少和预防停车场发生的治安案件，他负有与警方和地方其他部门相当的责任。该警务模式的结果是，警务部门接到该停车场的报警电话从以往每月的20起减少到了3起，并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水平。 这里我们所涉及的警务模式即所谓的“第三方警务”（Third Party Policing），它整合了各方面的资源（包括自愿的和非自愿的合作伙伴），共同来治理犯罪问题，是多种社会治安调控手段的“节点”（nodes）。正如前文案例所述，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运行的第三方警务，确立了警察对自愿参与或者被迫参与的第三方伙伴的权威性，警方只有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才可能会产生各种类型的干预措施。事实上，我们认为，正是第三方警务的这种法律基础，既将其定义为一种独特的警务战略，又使其区别于其他的警务干预模式，尤其是不同于问题导向的警务模式。 第三方警务是一种正在蓬勃发展的警务模式。实际上，我们通过对申请戈德斯坦（Goldstein）问题导向警务研究基金资助项目（1993-2003年）的分析，发现50%的问题导向警务（Problem-oriented Policing，POP）项目，都运用了至少一种第三方警务模式的策略与战术。然而，更为有趣的是，我们通过对第三方警务评估的系统分析（见第5、第6章）后发现，第三方警务模式的干预措施在问题导向警务和情景犯罪预防模式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三分之一。事实上，绝大多数第三方警务行为的发起方式，都超出了问题导向警务模式的四步式“萨拉”（SARA，即问题扫描、分析、反应、评价）问题解决方法的范围。第三方警务模式的发起属于比较典型的系统化特别措施，由一系列的对策组合构成，多数情况下警务部门将其运用到应对“外部压力”上。我们认为这些“外部压力”的持续增加并非由于偶然事件的触发，而是由于社会的转型，犯罪控制的职责和利益通过各种规则的“节点”转移到社会的各种责任主体上。因此，第三方警务通过其与政府监管规则的社会性发展趋势所具有的本质联系，使其进一步与其他警务模式区分开来。实际上，第三方警务理论及其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既非凭空而生，也不是基层警务活动中产生的一种警务思想。相反，我们认为，近些年来第三方警务的发展速度、运行情景及其社会声望迅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出于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的界限“模糊性”的反应（见第四章）；第二，是治理与犯罪控制机制由集中控制形态向系统性分散控制网络模式转化的多种结果之一。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第三方警务的发展是当代社会政府管理与治理模式全面变革转型的组成部分。 第三方警务的含义，是指警务部门通过说服或强制各种社会组织或非犯罪人（没有违法行为的人），如公租房（政府为低收入者所建的住房）管理机构、业主（财产所有者）、家长、卫生督察、建筑检查员以及企业主们共同担负起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的职责（伯格[Bue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