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docVIP

《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 本卷提要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政治变革和“导民成俗”的人文育成，社会生活习俗相应发生着深层次的推陈出新，呈现出一幅异彩纷呈的历史场景。本书旨在把握文献及地下出土文字资料、田野考古发现，再构这一历史流程中的社会生活习俗运作系列，透视其多棱凸现的经穿纬插网络，归纳其嬗变之迹，获取其史识上的立体感、形象性和生动面，以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社会生活形态的实貌。 　　一、春秋战国习俗概述 　　（一）时代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一称“东周”，始于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 年，又分为春秋和战国前后两时期。春秋时期得名于经传孔子编修鲁史《春秋》一书，是书记述史事，起自公元前722 年，止于公元前479 年，恰与一个客观历史发展时期约略相当。战国一名，乃取之公元前221 年秦统一中国前时人语言中的所谓齐、楚、韩、魏、赵、燕、秦之“战国”七雄，史学界一般是把晋国的韩、魏、赵三家灭智伯而瓜分其地的公元前453 那年，作为战国时期之始。年代起始如下： 　　春秋公元前770—前年454 东周时代战国公元前453—前年221 　　平王之前历代周王所统治中国的二百几十年中，立都主要在今陕西省长安县的宗周，史称西周王朝。当时的王权体制相当强大，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之说。周天子在直接治理的王畿区远近广大区域，建立分封殖民统治网络，封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同姓或异姓诸侯国，又有一批在不同程度上服属于周王朝的部族方国。不过，到西周王朝晚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王权体制式微。幽王时，内忧外患增剧，西方少数民族犬戎，在申、缯等小国支持下，联合入侵宗周，杀幽王于驪山下，导致西周灭亡。其后，周太子宜臼幸得诸侯国相助，继立为周平王，东都成周洛邑，也即东周时代的由来。 　　平王东迁，王权名存实亡，进入诸侯力政、霸权迭兴的东周前半段春秋时期。史称“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①。从此周王再无控制诸侯的力量，实际左右全国政局的，有所谓春秋五霸，具体确指，说法不一，最主要的当推鲁、齐、晋、秦、楚、宋、郑、吴、越等诸侯国，五霸即指其间代兴的一些国君②。这一时期，与周室衰微一样，不少诸侯国的公室也在走下坡路，政权下移少数强大的卿大夫甚或卿大夫家臣即“陪臣”手里。用孔子的话说，平王东迁以前，基本上属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时代，以后则进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以至于“陪臣执国命”时期③。 　　战国时期，全国的分裂割据政局继续发展，列国间兼併吞灭，逐渐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均势并立局面。《战国策》叙录称当时“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五个千乘之国，别指鲁、卫、郑、宋、中山等五国，亦不过苟存于一时，终相继为强国吞并。这些国家，“谿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①。后来七个万乘之国中的东方六雄，最终也灭于西北雄国秦。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建立，长达五百余年乱世的春秋战国时期，遂告结束。 ① 《诗小雅北山》。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参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第5 页。 ③ 《论语季氏》。 ① 《淮南子要略》。 　　春秋战国乱世，有“礼崩乐坏”的政治变革和“礼从宜，使从俗”②的人文育成，社会的大动荡带来的社会构成反复组合，使社会生活习俗相应发生着深层次的推陈出新。如浙江绍兴出土春秋晚期《徐尹鼎》铭云：“敬盟祀，纠建涂俗，以知恤辱”，可能是淮水流域徐人一支南迁附越后，申述要以故俗自承自律自新，说明战乱的人口流动，越地习俗引入了外来调节机制，可见当时形成的观念形态和处理方式上的随机应变“因民成俗”与社会的广纳开放性状。当时的社会习俗，一方面是各地缘之间对固有旧貌的历史传承和发扬，同时则又每受社会变革与地缘间交往交流而融会交合，发生种种变异，从而展现出一幅异彩纷呈与凝塑内蕴的历史场景。 　　我们所要勾勒的，就是这一历史流程中带有宽泛内约意义的社会生活习俗运作系列，透视其多棱凸现的经穿纬插网络，归纳其嬗变之迹，进行宏、中、微观并具的探索，勾其外在表象而勒其内在规律，加强史识理解的立体感、形象性和生动面，以期在深度、广度、容量、层次、意境、视野上有个较全面系统、较客观如实的认识，获得一些察古鉴今的启迪。 　　（二）礼与习俗的分合 　　习俗是礼的本源，礼则为习俗的升华，广义的习俗也可包括礼。习俗，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生活现象，文化属于生活的产物，习俗则为其最亲切自然的表现。中国古代本有“礼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天官大宰》：“礼俗以驭其民”，被放到与祭祀、禄位、刑赏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