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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权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展趋势 摘 要： 随着与国际社会各领域交往的不断深入，我国在法治领域也有较大的发展进步，逐渐重视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规则。然而，长久以来落后的法制观念与传统使我们在刑事诉讼法制改革的路上前进缓慢。因此，在提倡无罪推定的原则下，从法理与司法实践角度对比探讨如何摒弃落后的刑讯制度，同时审视所谓“零口供”的存在合理性并最终论证沉默权制度的建立是否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发展趋势，以及如何规定与沉默权配套的其他法律制度来保障沉默权的实现刑讯是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讯问人运用刑具或采取其它方式，对被讯问人施以肉刑或精神折磨以获取其有罪的证据，并以此作为判罪量刑的依据。刑讯是一个古老的审判制度，它起源于奴隶制社会，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民族在其早期的国家中，都实行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刑讯制度西方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并取得政权后先后废除了刑讯逼供，禁止强迫被控人招供，并规定被控人有权拒绝陈述和拒绝自我入罪。这一变化被认为是19世纪西方文明取得的一大进步。在我国的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刑事诉讼法虽然也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实际上当时的警察、特务机关仍大量使用极其残酷的刑讯方式对待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人士、进步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来的政策是严禁刑讯逼供，早在建国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建国后，更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正式废止刑讯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尽管法律严禁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的方法取证，然而现实情况并不乐观，在侦查讯问时，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问题普遍存在，侦查人员没有口供不结案，检察人员没有口供不起诉，审判人员没有口供不判案等情况确属常见，似乎只要手中没有口供，心里就觉得不踏实。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案件仍时有发生，杜绝法定证据时代，口供被认为是全部证据中最好的证据，被称为证据之王。由于口供具有极强的证明力，又是法律规定的重要证据，因而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总想获取其有罪的供述。当然这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分不开的。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将当事人的口供摆在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侦查技术不够先进，所以需要当事人的口供指引；另一方面，重视当事人的口供确实可以提高办案效率，更好地打击犯罪。口供的取得通常伴随着刑讯囿于司法队伍的素质、侦破技术和手段的落后及办案经费的匮乏，侦破工作往往重口供、不重其他证据，或由口供引发其他证据。因此，刑讯逼供获取口供的现象一直是司法领域的顽疾，长期禁而不绝，再加上《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既然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其反面的影响就可能造成甚至纵容违法审讯，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取口供，难免刑讯逼供，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这就是“口供情结被揭露出来的冤假错⑴参见徐月珍 张志成刑讯与沉默权：一个该死，一个该活⑵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案，尤其昆明杜培武湖北京山佘祥林案、河北广平聂树斌案等，就是最好的证明杜培武被错判关押26个月佘祥林被错判11年尚有命在，而聂树斌运气则十分差，根本就没有活下来的机会和可能⑶这是揭露出来的，至于偌大一个中国是否还有许多未能揭露于世的此类案件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断定这些冤案并非公安机关一家所能形成的，而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使然。2000年8月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推出《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零口供规则”包括两方面主要内容：其一是当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即口供呈至检察机关提请批捕时，检察机关将视其有罪供述不存在，即为零，应通过在案的有关证据进行推论，证明其有罪。其二是在审查起诉时，犯罪嫌疑人对检察官的讯问应允许其做无罪、罪轻的辩解，允许其保持沉默⑷ 通过这样一种规定使得“零口供”与“口供”在刑事诉讼中成为了截然对立的两方面，从规则上完全排除了口供的作用，可谓是过犹不及。因为在我国当前法律规定中，口供虽不是认定案件的惟一或者必须的证据，但也是一种法定证据经过查证属实的口供，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我们反对用非法的手段获得口供，但不排除口供的证据效力。口供是证据链条的一个环节，与其他证据一道共同组成一个严密的证据系统步子迈得太大太快⑶参见曲柏杰：“关于沉默权的几点思考”，《综合来源》，2006第1期，第252页 ⑷参见杨鸿雁解读零口供规则“零口供”也被重新定义为：认定犯罪事实可不依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独立存在，使有罪供述对犯罪事实认定的影响降低到零。不再把口供视为零，而是把对口供的依赖降到最低点。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审讯时不再是“允许其保持沉默”，而是在鼓励其如实陈述的同时，不强迫其做不利于本人的陈述⑸原来的绝对“零口供”演变成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