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前朝历史.docVIP

　　以纪念辛亥百年为标志，2011年中国社会的历史热达到了顶峰。在我们的传统中，当代人看前朝史，一直都是个复杂的学术和政治命题，早已超越历史学的范畴。在不同诉求和立场的指导下，社会各群体对前朝史的解读也就形态各异，客观与歪曲，误读与真相，交织在一起。　　今天这种纠葛不仅存在于学界，更在于传媒和网络构建的民间历史论述。有人怀抱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去改造历史，有人为了迁就现实去扭曲历史，于是，我们的历史论述一方面前所未有的热闹，另一方面却也是从未有过的混乱。　　在我们这样一个视历史如信仰的民族，“以古讽今”的传统根深蒂固，于是也就有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类说法。还有真正的历史吗？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自己民族过去的那些人和事？当代国人又该如何去看待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前朝史？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是近年来大陆民国史学界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他的两本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革命与反革命》不仅赢得了学界高度评价，更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近日，记者访问了王奇生教授。　　 　　理解革命，告别革命　　 《南风窗》：对于辛亥革命的官方纪念，大陆和台湾无论形式还是内涵多有区别，但有一点却相当接近，国民党将辛亥革命定义为“未完成的革命”、共产党则称其为“不彻底的革命”，您怎么看待这个耐人寻味的共识？　 　王奇生：辛亥革命的结局确实非常独特，基本上是一个妥协性的东西，我们长期以来认为妥协是不好的，实际上这个妥协是一个和平过渡，把辛亥革命看做一次改 朝换代的话，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也算得上是最温和的一次了。到后来国共政权更迭的时候，无论是1927年前后的“清党”，还是1949年前后的“解 放”，都是你死我活的较量，要么全赢，要么全输，要么全得，要么全失，毫无妥协的空间！国共两党的政治文化其实有很多相似。　　《南风窗》：上一代人因为救亡而信仰了革命，下一代人因为经历了“文革”而憎恶革命、解构革命。历史好像一直是这样，一代接一代，不断纠偏。比如我们70后、80后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任何革命，却有很多人对革命充满热情和向往。　 　王奇生：我们现在各种观念都有，这不是坏事，就怕只有一种声音。作为历史研究者来讲，要把研究对象放回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去审视，比如考察当时的人为什么 要革命，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选择革命。有的历史学者将自己喻为法官，喜欢对历史人物判断善恶，任情褒贬，其实历史学者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应重在理解， 而非简单褒贬。脱离历史情境的空洞评判，也最容易被人空洞翻案。不断地“翻烧饼”，使得历史学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阴影。我们应回到当时状态下设身处地去理 解那个时代的人和事，理解前人是怎么思考和选择的，理解他们为什么在有多种选择的时候，选择这一条路而不是那一条路。　　 《南风窗》：这听起来跟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思路很像，他对自己国家前朝的法国大革命的理解、还原和批判，我就觉得比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评说精彩 得多，他完全进入了历史的复杂性，您那本书《革命与反革命》从某种程度上有那种感觉，不过傅勒的书里，我还是读出了他对对与错的评判。　　王奇 生：所谓对和错是很难说的。比如，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就认为1949年以前中共不应该搞革命，而应该搞改良。近代以来，改 良也尝试过，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其实都在进行体制内改良。但当时很多人认为改良缓不济急。近代以来，中国人有一个基本的“焦虑”，即在西方 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一种持续性的“亡国”危机意识。“救亡图存”这个词，我们今天的历史书也许说得太滥了，但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救亡图 存”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国家快要亡了，“救亡”刻不容缓。由急迫、急切，进而急进、激烈，几乎是那一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　　其实我们进行了 各种尝试。当前面一个不成功或者不够成功的时候，后面的手段就会越来越激进。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具有鲜明的阶梯式、递进式特征。变革与革命不断推进，一次 比一次激烈，总认为前一次不够彻底，或者是不够成功，还要“再起”革命。上层革命不够，还要下层革命；城市革命不够，还要乡村革命；不单要对外革命，还要 对内革命；政治革命不彻底，还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根本解决”……从而形成一种不断革命、反复革命的格局。　　 《南风窗》：历史的价值一个是还原真相，还有一个应该是给今人留下精神财富吧，人类历史上各个阶段和国家的思想和实践所积累的那一套关于革命的话语、文化和精神，比如法国的大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等，它们信仰的那些精神在当代真的就失去价值了么？　　王奇生：革命本是一种非常手段，如果超脱历史的语境，成长于和平年代的人们可能会认为革命太过于强暴，甚至认为革命违背人性，革命不择手段，革命压倒一切，人性的所有方面都要受到压抑，人的日常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