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治與地方派系的研究.pptVIP

台灣地方政府與自治：派系與選舉 地方政治與地方派系的研究 城鄉差距與地方派系影響力之實証研究─ 民國八十七年台北縣縣議員、鄉鎮市長選舉的個案分析 大致而言，都市化可說是現代化所表現出的一個層面，亦即現代化包含了都市化。而都市化與地方派系有沒有關係？此即現代化造成了各地區都市化程度不一，形成發展上的城鄉差距，究竟城鄉差距對派系活動有何影響？例如可以假設：都市化程度越高，派系影響力越低。如此，城鄉差距就會和地方派系的影響力有因果關係。 第二，都市化與派系發展存在的關係，基本上是長期的、動態的，因此，個案的觀察，特別是以同一段時期的資料為準，比較個案，可能在了解某一地區，特定的派系發展上，較有解釋力，尤其是台灣地區每一個縣市的派系發展都具有其特殊性。 因此，本研究以民國87年台北縣縣議員與鄉鎮市長選舉（1月24日投票）為個案，即以民國86年度的城鄉差距指標為觀察的對應變數。第三，在方法上，個案研究（case study）提供了較為深入而完整的資料，並具有驗証與修正總體研究與理論的機會。因此，就台灣省每一縣市內部地方派系的個案研究，在派系理論的建立上應有其重要性。 本研究以台北縣為個案，針對台北縣都市化程度與地方派系影響力關係進行探討。台北縣的都市化程度，是以台北縣29個鄉鎮市，以及943個村里為分析對象；並以民國87年台北縣第十四屆縣議員、第十三屆鄉鎮市長選舉所呈現的派系影響力為研究對象，衡量台北縣都市化程度與地方派系影響力的關係。所以，本研究尚有兩個特點：第一，分別以縣議員及鄉市長選舉所呈現的派系影響力為研究對象，可以藉此比較台北縣地方派系對於不同選舉層級的參與程度；第二，分別以鄉鎮市及村里為分析單位，並進行比較，將有助於以更精確化的城鄉差距指標來研究北縣地方派系。 台北縣地方派系與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互動關係之實証研究 本文所以以地方派系與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互動關係為研究對象，乃是因為一般都認為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為地方派系所把持，成為地方派系結構中的一個重要部份。以民國88年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改選為例，台北縣部份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委員及主席的選舉，便引起地方上極大的紛爭，許多鄉鎮市甚至無法順利進行改選（如土城、樹林、中和等）；有的鄉鎮市調解委員的賄選行情，傳聞近百萬元，調解委員會主席的行情，則一票價碼由六十萬喊到兩百萬元。 各界普遍認為，調解委員之改選不過是派系的分贓。根據「鄉鎮市調解條例」第四條的規定：鄉鎮市長不得兼任調解委員；第四條第一款規定：民意代表得兼任調解委員，其名額不得超過調解委員會人數三分之一。因此，當鄉鎮市長提名調解委員，送請鄉鎮市民代表會同意時，地方派系介入的痕跡便十分明顯。有許多地方甚至有一種「默契」，由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會、村里長聯誼會各提出三分之一的名額代表，此即地方派系的妥協。由此觀之，地方派系如何藉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掌握地方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及社會利益，在在值得深入加以研究。總之，從派系研究的觀點來看，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的確是一個值得觀察的對象。 本研究以為，擔任鄉鎮市調解委員可能具有三種利益，所以，地方派系極力爭取鄉鎮市調解委員職位。包括： （一）政治利益：可由此爭取鄉鎮市民代表、縣市議員、鄉鎮市長職務；或將鄉鎮市調解委員視為地方重要政治職務。 （二）經濟利益：譬如透過調解案件，從中謀取經濟利益。 （三）社會利益：透過案件調解，爭取選民，甚至更進一步進行佈樁，建立調解委員個人的社會關係網絡。 台北縣地方派系與黑道互動模式之研究 民國九十年十月，立法院因為自稱是台灣最大幫派組織天道盟精神領袖的立委羅福助，被台北市警察局提報為流氓，而再次引起人們對於台灣政治與黑道問題的注意。台灣政治與黑道之間的關係為何？在學術研究上比較缺乏有系統的、科學的、經驗的研究。尤其，台灣地方政治充斥著派系，派系與黑道在政治場域中，彼此互動的模式、情形更值得研究。特別是，台灣地方派系能夠存續而運作的一項前提是，派系幾乎對於所有大小選舉，無役不與，因此，地方派系、黑道與選舉之間的三角關係為何，應該是台灣政治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課題。筆者因長期對台灣地方派系從事研究，對此一課題自不宜疏漏，此為促成本研究之動機。 本文企圖了解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地方派系與黑道在選舉時是如何合作？地方派系政治人物是否因此而獲得動員較多選票的力量？ 第二，地方派系與黑道，只是選舉時短暫的短合，還是地方派系與黑道之間的結盟關係是長期的？或者，更進一步地，地方派系有黑道化，或黑道勢力有派系化的傾向？ 第三，若循典型的派系依恃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來看黑道與派系之間，黑道若能提供選票，做為一種交換，地方派系又會給予黑道何種利益做為回報？ 政黨輪替與地方派系勢力變遷--基隆市的個案分析 研究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