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WTO规则与中国农业保护.docVIP

宋才发：WTO规则与中国农业保护 WTO规则与中国农业保护 宋才发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 北京，100081) 内容摘要 《农业协定》主要是就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补贴等问题对成员政府作出的具体约束。中国政府必须依据WTO规则调整农业政策的基本走向，善于运用WTO成员通常采用的手段、《农业协定》的“特殊保障条款”，以及适当运用《农业协定》的“例外”规定保护农业。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尤其要利用“绿箱”政策夯实农业基础，修改《农业法》促进农业实现战略性转变，构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提升中国农产品的质量，实施商标战略提升中国农产品的知名度。 关键词 WTO规则 中国政府 农业保护  乌拉圭回合的《农业协定》作为WTO组织的一项重要规则，对世界各国的农业政策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一方面要按照WTO规则的要求，对我国农业政策作出适应性调整；另一方面要利用《农业协定》的有关规定，对农业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一 《农业协定》主要是就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补贴等问题对成员政府作出具体约束。1993年12月15日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签署的《农业协定》，标志着国际农产品贸易在被置于关贸总协定规则有效约束框架之外多年后，终于将它纳入到多边约束的纪律之中，这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基本规则在国际农产品贸易领域的具体应用 。《农业协定》共有21个条款，分为13个部分和5个附件。其主要内容是：(1)关于市场准入。针对诸多国家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农产品进口的状况，协定要求非关税保护必须由关税取代，逐步降低关税水平，规定最低市场准入条件。减让表中包含的“市场准入”，是指关税约束和减让以及其他的市场准入承诺。协定要求自1995年开始，发达成员在6年内平均降低关税36%，每个关税税号至少降低15%；发展中成员在10年内平均降低关税24%，每一关税税号至少降低10%。已经关税化的产品要维持现有的市场准入水平，凡现有市场准入水平低于国内消费量5%的，应按已降低的税率承诺最低数量的进口准入机会。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的最低市场准入水平为：最初水平为基期国内消费量的1%，在实施期第5年和第6年达到2%，在第10年达到国内消费水平的4%［１］(P167)。除另有规定外，任何成员不得维持或重新启用已被要求转为关税的非关税措施。即使特殊保障条款，也只适用于关税化的产品，成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获得使用该条款的权利，并应在其减让表中注明。(2)关于农业国内支持。协定规定除以下国内支持承诺外，其他的国内支持承诺都必须做出减让。这些“例外”是：第一，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投资补贴。第二，对特定产品的国内支持，如果其总支持量单位(AMS)不超过该产品生产总值的5%，或对非特定产品的国内支持的AMS不超过该成员方农业生产总值的5%(发展中国家的此项比例为10%)。第三，限产计划下的直接支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即以固定的面积或收获为基础进行支付；所给予的支付低于总产出的85%；牲畜支付给予固定的头数。第四，附录二规定可免除减让的支持。(3)关于出口补贴。协定不禁止成员对农产品出口实行补贴，但对出口补贴的金额和数量作出了限制性规定：第一，以1986—1990年为基期，发达成员的预算支出和补贴出口数量自1995年开始在6年内分别减少36%和21%，发展中成员方分别为24%和14%，实施期为10年。第二，需做出减让承诺的出口补贴为：根据出口实绩向企业、行业、农产品生产者等提供的直接补贴，政府以低于国内可比价格的价格出售库存以供出口，为降低农产品的营销成本而提供的补贴，政府规定或强制对出口商品运输给予费率优惠或特殊照顾；对产品出口的直接支付，以及以纳入出口产品为条件而向农产品提供的补贴［２］(P30—35)。 中国政府调整农业政策的基本走向。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天赋的工业化资源的源泉。在中国13亿人口中有8亿多是农民，农业产值占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5%；拥有耕地19亿亩左右，人均耕地数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多地少且主要靠天吃饭，农业基础薄弱，农户经营规模小，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在加入WTO的背景下，中国走欧美式的“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发展大农场”的路子不现实，走以日本为代表的“高补贴、高投入”的路子也行不通。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解决分散的千家万户生产与大市场对接，以及在小规模家庭经营基础上提高农业整体规模效益问题。我认为出路就在于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把分散的农户生产有效的组织起来，加强和改善生产所需的信息、技术、资金和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的科技水平和集约化经营水平，达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规模效益的目的。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地方还缺乏龙头企业的组织和带动，资源优势没有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