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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与俄罗斯经济改革实践 ---与中国比较研究 引言：由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转轨国家以来，人们发现中国已经取得了令人惊讶的快速增长与此相对应的是俄罗斯的经济陷入了衰退（表1），虽然许多人已经提出了可能出现夸大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低估东欧和前苏联各国增长率的问题(Sacks and Woo,1994)但毫无疑问的是，即使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是很高的，而且从人均寿命受教育程度婴儿死亡率人均收入贫困的减少等方面都显示出，中国的发展是令人瞩目的(Sacks and Woo,2000)。1989年，通常被看作转轨比较的基准年。从这往后的大年中，虽然俄罗斯、东欧国家（也包括前苏联地区其他转轨国家）的经济业绩有所不同，但总体看留下的是失败的记录。其中，波兰、匈牙利的业绩稍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含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位居其后，而最大的转轨国家俄罗斯（也含乌克兰）则最差。比较而言业绩最好的波兰和匈牙利，10年过后不过是GDP总量达到或接近转轨前水平，俄罗斯的这一指标只为57%。如果将东欧、独联体27个国家加权平均，这一时点的GDP总量为转轨基准年的3/4（科勒德克，2000，5）。西方一些学者将90年代称为俄罗斯东欧转轨国家“产量下降”的年代，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如1998年俄罗斯的失业率仍高达11.9%，波兰为10%，匈牙利好一些，为7.8%。第二，实际工资普遍下降，贫困化现象大量存在。1990年代波兰、匈牙利等少数转轨业绩稍好的国家，其名义工资有所提高，年均增幅在25%左右。而俄罗斯以及更多的转轨国家，其名义工资为负增长的年份都司空见惯（如俄罗斯，1991年3%，1992年-34%，1994年-9%，1995年-26%）。不难想象，不要说名义工资负增长，即使增长为正，但在高水平的通胀率之下，实际工资的增长也常为负。此种情况下，这些转轨国家广泛存在着贫困化俄罗斯1992年的通胀率甚至高达四位数。1990年代居高不下亚亚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亚亚美尼亚白俄罗斯的现象。90年代匈牙利大约有20%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波兰为25%左右，俄罗斯不低于1/3。第三，居民健康急剧恶化。俄罗斯1981年的千名新生儿死亡率为10.4，1994年上升为18.7。90年代人口死亡率不断攀升，平均每年递增34个百分点人均寿命在下降，1981年为68.8岁，1994年下降为64岁，1996年进一步下降为61岁（近期有所升高，2002年为64岁）。同期，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相应指标好于俄罗斯，但也没有在积极的方向上出现大的改观世界银行第四，两极分化构成尖锐的社会问题。转轨以前计划经济国家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贫富差距不大。转轨以后，价格自由化、财产私有化等使得俄罗斯、东欧各国极少部分人因享有特权或者通过种种手段暴富起来，而一般的工薪阶层相当贫困，退休者、领抚恤金者和失业者的处境更为艰难，两极分化极其严重。以俄罗斯为例，10%最富有阶层与10%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1991年为4.5倍，1992年为8倍，1993年为11倍，1996年为14倍。1990年代中期，10%高收入阶层占居民收入总额的26%，而10%贫困阶层的所占比例仅为2.3%。 2007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1990年的指标。这意味着，俄罗斯不仅摆脱，而且最终结束了90年代的经济危机。Stiglitz，1994、1999）、默西米兰(Mcmillan，1992)、诺顿(B.Naughton，1992、1994)、钱颖一（1994）、许成钢（1994）、林毅夫（1993、2002）、张军（1997，1999）、樊纲（1991，1993a、 1993b）、盛洪（1991、1994）等为代表的渐进改革的支持者，他们以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经济绩效作为他们的观点支持，过多强调了改革的稳定性和短期内改革成本的降低，而忽略长期经济中成本—收益对称的基本原则。另一种是以萨克斯（Sachs，1993、1994、2000a、2000b、2001）、胡永泰（2000 、2001）、杨小凯（2000 、2001）、科尔奈(Kernei，2000)等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虽然近年俄罗斯复苏的迹象使其观点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撑；但面对近十年经济衰退的现实，他们的是乏力的（曲振涛、刘文革，2002）。在对待改革方式问题上，以萨克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在一个计划体制国家，进行局部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全面的以自由市场机制取代政府的经济计划才能使改革成功。政府的作用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在此条件下实行彻底的、完全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该学派的观点直接形成了经济转轨国家的政策主张。萨克斯等经济学家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据此开出了休克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