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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法对财产权的影响 冉昊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 　　关键词: 财产权/新财产/制定法/制度性事实 　　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形态由早期自足型静态经济进入消费阶段，实物生产总体呈现出供大于求的状态，由于私人合意和公法作用的加大，各种“新财产”层出不穷，由此使我们必须考 虑把财产概念纳入制度性事实的范畴，重新思考其上的财产体和财产权两重含义，特别 是后者，以顺应其发展规律，通过制定法对此权能因子做出适当的调整。 　　“财产(property)这个概念对于社会的组织来说至关重要，一定社会的基本性质通常就可从它看待财产的方式反映出来” [1]，意味着“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其合法所得的财富的权利” [2]，所以财产于我们的重要意义首先是作为一种政治权利出现的。但自天才的罗马法学家对法律作出公法和私法的分野以来，对财产权种类和内容的规定长期以来就一直模拟自然状态，强调其为私权利，应由意思自治主导的私法调整，而尽可能地禁止公权力对其的干涉。在这种公法和私法，或者说制定法(statute law )和普通法(common law)(注：前者为大陆法律系统的基本分野，作为继承大陆法传统的 法律移入国家，我们对其背后的精神含义较为熟悉;而后者为英美法律系统的基本分野 ，statute law又常被误译为成文法或强行法，与common law(普通法)的对应性不强， 所以会被简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