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媒体伦理学概论资料.pptVIP

讲次内容 第十三周 诽谤法（三） 第十四周 隐私法（一） 第十五周 隐私法（二） 第十六周 影视法规和著作权法 第十七周 广告传播中的法律问题 特殊案例：李双江之子涉嫌轮奸案（一） 案情简介： 2月17日李冠丰（原名李天一）等5人在海淀一酒吧与李姓女子喝酒，后带至湖北大厦某宾馆将其轮奸。19日海淀分局接到女事主的报案，20日警方将包括李某在内的5人全部刑拘。 特殊案例：李双江之子涉嫌轮奸案（二） 一起涉嫌轮奸案的事件，实在过于劲爆：它涉及了“将军之后、二进宫、性”等一系列元素，迅速聚集了大众的眼球。但在这起案件的报道中，也引发了不少关于媒介伦理以及法规的争议，因为这起案件中的一位大众注目的当事人，属于未成年人。 比较轻的是用“李双江之子”来定位称呼，比较重的就直呼其名，甚至牵带出曾用名。而在我视野中，最重的是本月25日上海东方早报的报道。这个报道用了整整两版，动用了四张照片（一大三小），虽然照片当事人眼部有一些马赛克的处理，但李双江本人清晰可见。这个报道甚至配发有题为《因父之名：一个星二代的成长与堕落》的新闻人物撰写，将当事人更早前的一些事也曝光于天下。虽然该报道一直在用“李某”来称呼，但客观讲一句，连小时候的事都被你翻出来了，李某二字，不过形式罢了。另外，上海电视台一档名为“新娱乐在线”的节目也做了类似幼年时期经历起底的报道。 特殊案例：李双江之子涉嫌轮奸案（三） 对于未成年人的报道，全世界都有一些限制。 英国报业投诉委员会（PCC）最新的Editor Code Practice的第六部分children里有明确写道：“A child under 16 must not be interviewed or photographed on issues involving their own or another child’s welfare unless a custodial parent or similarly responsible adult consents.” 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则如是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在该法中，未成年人被明确定义为18周岁之下。 不过在美国，媒体有是否可以报道某个具体案件中涉案青少年的自由裁量权，需要考量的因素包括罪案的重要性、涉案人员是会被以青少年身份还是成人身份审讯等。对于13岁以上、面临谋杀罪等重罪指控的青少年，通常可以报道涉案者的姓名。 特殊案例：李双江之子涉嫌轮奸案（四） PCC属于行业协会，大致是一个自律性质组织，所颁布条款则为伦理性质的要求。《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正儿八经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故而，从相对较软的伦理性质要求到相对较硬的法律要求，本案当事人的名讳是不宜公布的，连“李双江之子”五个字都带有违法性质，因为凭这五个字已经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了。 于是，争议便出现了：《南方都市报》24日发表社论《法律的归法律，狂欢式舆论尤须降温》，批评了国内媒体的做法，认为别说点出其姓名，连某某某之子都是不妥的。《壹读》主编林楚方在微博上说：“用‘李双江之子’做标题，是没有受过基本新闻训练的表现，反思下自己吧。”这些观点得到了一些认同，并冠之以“程序正义”之名。 其实这些观点有食洋不化之嫌，而且《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是有问题的，这个条款没有例外部分，需要修改。 特殊案例：李双江之子涉嫌轮奸案（四） 媒介作为社会的守望者，最大的伦理就是尽可能地去捍卫公众利益。在必要的时候——比如公众利益极小，或者无关公众利益——当然要保护他人隐私。但一旦相权下来，公众利益更大，自然就要去行使媒体该行使的职能。在本案中，公众利益究竟是什么呢？ 李某涉案，并不等同于就是罪犯，即便最终认定是罪犯，还有个主从之分。我并不认同将李某直接视为轮奸案主犯，这一点首先要明确，媒体并不能替代司法去进行审判。但是，正如本文一再强调的是，中国司法的不独立性，使得中国的媒介有必要较西方媒介做的更往前一小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才能避免重罪从轻，轻罪从无的结局。另外一个公众利益就是社会中高层人士的二代教育问题（比如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这方面的讨论在时下中国社会是完全有必要的。 当然，这里有个度的问题，东方早报及上海电视台给当事人来个大起底，虽然可能是秉持公众利益的想法，但稍嫌跨的一步太大，必要性就不够了。李双江之子五个字这一小小越界，或许当事人有所损失，但更大的公众利益，得到了捍卫。这才是最高的媒介伦理。 案例一：骑车人雨中摔倒（下） 辩护的理由：（1 ）这名记者在狂风暴雨中苦苦等候了近 1 个小时，摄下了生动的新闻发生瞬间画面，忠实地完成了一个记者最大限度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