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城市建设学院李剑萍2010年12月.pptVIP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 李剑萍 2010年12月 三代四类大教育家： 张之洞、康有为， 蔡元培、黄炎培， 晏阳初、梁漱溟， 陶行知、陈鹤琴。 一、教育家的文化观 1．“教育家最重要的责任就在创造文化” 蔡元培认为， “教育家最重要的责任就在创造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往往发端于几种文化接触的时代”； “东西文明要媒合”，“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一战”前“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为特征，“一战”后“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为趋势。 “战前（指“一战”。笔者注）教育偏于国家主义，战后教育必当偏于世界主义；即战前主持教育者，仅欲为本国家造成应用之人材；而战后主持教育者，在为世界养成适当之人物。” 两大命题：持守信仰，会通中西 王国维 梁漱溟 2．“中体西用”：教育家最早提出了中西文化命题和解释框架 张之洞：《劝学篇》 张之洞所谓的“旧学”，即“中学”，主要指“《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即传统的经史之学，尤其是儒家经典与探讨治乱兴衰的经世致用之学；他对于子、集两部似乎不感兴趣，“取节则可”，并须“折衷于圣”；他对于儒家经典采取的也是务实态度，只需提要钩元，不必泛观博览，“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即所谓“守约”。因此，其作为“体”的“中学”可以概括为三部分，即文化上的儒家经典、伦理上的三纲五常与政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