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奖.pptVIP

对这一消息最感意外的，非中国部分主流媒体人士与学界人士莫属。 众所周知，多年来，尽管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的水平也在快速提高，但是中国媒体与学界一直对之无视甚或刻意贬低，这其中，最为方便也最顽固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国科学家没能获得诺贝尔奖”。 中国科学家为何无法获得诺贝尔奖？持此论者的理由很简单：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乃是获奖的障碍。比如张鸣教授认为，“有关部门，真的想拿诺奖的话，首先要做的，是改革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体制”，“你见过奴才搞创新的吗？”2013年12月郑也夫先生曾断言：“在中国受了中小学12年教育的人，不管后来大学是读哈佛、耶鲁还是牛津、剑桥，注定不可能拿到诺贝尔奖”！“因为想象力被修理得没有了”（屠呦呦不光中小学，连大学也是在中国读的——作者注）。杨东平、熊丙奇等“教育专家”也是如此看法：“我们离诺奖越来越远”。 更有甚者，不满足于怪罪体制，干脆从民族与文化的角度来予以解释。某和平奖先生认为中国若能再当三百年西方殖民地，那么一切就都能好起来，这跟王福重先生一比，似乎温和多了，在王福重眼里，中国再当多少年殖民地也不管用。2014年5月他曾说：“1000多年来，（中国）对人类的科学技术进步，没有任何贡献。以后也不会。” “中国注定与诺奖无缘”论者，他们批评起中国科研体制来义愤填膺慷慨激昂，但是，他们本人是否具备起码的科学态度，还是很成问题的。 2013年8月1日，四位科技政策研究者（四位作者并不是科学家，但是中国不少媒体在报道时却故意对四人冠以“科学家”的头衔）曹聪、李宁、李侠、刘立在被认为是全球科技期刊的美国《科学》（Science）发表《改革中国科技体制》文章，该文一上来就说：“中国的政治界和科技界领导人正处在一股担忧中：尽管投入资金更多、人才更优秀、设备也更高级，但是国内的创新体制仍然表现不佳。中国科学家还没有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突破，研究与商业已经脱节数十 预言中国科学家近期内将获诺奖者，也是有人在的。与主流舆论相比，科学家们对中国科技进步的观察与判断，则是公允得多、客观得多，遗憾的是，他们的观点不仅没有得到媒体的尊重，反而遭到了嘲讽。 2000年8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指出：20年内，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将会获得诺贝尔奖。这一是因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因为近年来国家对科教事业的投入逐渐加大，“根据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率，这（获奖）会是不久后的事。”此论一出，遭到了国内媒体经久不息地反对或嘲讽，如杨振宁是“科学超男”、“报不准的报喜鸟”，是“歌功颂德”，“杨振宁先生是在说客气话”、“诺贝尔奖，并不相信杨振宁的预言”。 2013年9月29日，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中国有机光电子学科带头人黄维在该校本科新生的开学典礼上直言：“十年之后的中国，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出现应该将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然后，媒体人就接连不断地给他扣上了一大串帽子，然后，然后，就…… 从“三无科学家”看“市场决定论”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落选院士则值得探究。 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屠呦呦落选院士，当然有其落选的“理由”；但，她之所以能获得诺奖，也自然有其获奖的“理由”——她的科学成果对人类贡献大！无疑，屠呦呦多次落选院士，那只能说明中科院院士的评选制度早已“病得不轻”。 其实，在我国，“病得不轻”不仅仅表现在院士评选上；譬如说，职称评定，同样是“大病缠身”。你要评职称么？对不起，请你拿出论文来，你的外语考试要过关，你的计算机考试要过关，甚至于你的获奖作品要达到一定档次。于是乎，为了跨过这些职称评选的“门槛”，参评者往往要给其“守门人”送钱送物。这其间，最为典型的是“花钱买论文”，腐败得已是“臭气熏天”，可相关部门一直是熟视无睹。 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有些有着高级职称的人，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对社会的贡献，远远低于一些低级职称者，只不过，有些高级职称者“善于打通关节”罢了。国有垄断企业除外，试想，如有哪家民营企业从中层到高层，领导干部个个是靠“买官卖官”上去的，这样“庸人当道”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不打败仗才怪呢！ 屠呦呦多次落选院士，让我们想起“市场决定论”。“市场决定论”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大亮点。这里的“市场决定论” 含义有二：一层，与官场有关的行业，能交给市场的尽可能地交给市场，譬如说，国有企业应该走混合经济之路，事业单位大部分应该“企业化”，即使是人民政府也应该“小政府，大服务” 于“互联网+”的时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