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宗教学基础知识(宗教对话与世界和平).pptVIP

一、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形势 冷战结束后，人们原以为将会迎来一个和平的时代，期盼着一种平等、友善的交往和共融。然而，世界不少地区因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冲突而枪炮轰鸣，打破了世界短暂的宁静和人类坐等和平来临的梦幻。一些西方学者亦悲观地预感人类不同文明、种族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将会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而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形式。不可否认，在当代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定型的过渡期间，一些地区的矛盾与冲突既有政治、经济原因，亦有宗教、民族原因。 21世纪的来临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迈入了一个新的千年。在跨越世纪和千年之际，人类不应该只是陶醉于科技发展和应用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及美好前景，而应深刻认识到人类在认识自我内在、协调人际关系上并没有真正成熟。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政治观念上的矛盾，意识形态上的张势，以及不同社会、民族、宗教之间的冲突，使我们的现代进程并非仅有牧歌相伴，人类迈向新时代的步伐显得格外沉重和艰难。 宗教与和平的关系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世界宗教界，尤其是宗教领袖对和平的态度及其国际合作在此乃显得格外重要。 二、宗教领袖为世界和平作贡献 在解决阿以冲突，北爱尔兰冲突，波黑冲突及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冲突中，各大宗教的领袖们都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积极的调解工作。早在20世纪70年代，宗教领袖就已参与组织并促进北爱尔兰各宗教团体之间的对话与和解。 1989年，各宗教界有识之士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在巴黎召开“世界宗教、人权与世界和平”会议，提出“通过宗教和平达到世界和平”的口号。 1992年，罗马教皇曾与几大宗教的领袖们共聚意大利的阿西西，为世界和平、特别是巴尔干的和平祈祷。1992年11月，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领袖在瑞士举行和平与宽容会议，指出那些利用宗教象征来服务于民族扩张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做法乃是对宗教信仰之普遍性的背叛，是对宗教基本价值及道德观念的伤害和摧残；与会宗教领袖联合发表了“伯尔尼宣言”，号召有关宗教应在减少和制止民族纠纷及冲突上做出贡献，并且强调“以宗教之名而犯下的罪恶，实际上是犯了宗教本身的大罪”。 1994年2月，几大宗教领袖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和平与宽容会议，为解决巴尔干半岛冲突而寻找途径；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和犹太教有关方面的领袖签署了“博斯普鲁斯宣言”，再次号召各宗教界起来制止波黑内战，为和平祈祷。 1995年，有关宗教领袖组织召开了解决波黑冲突的维也纳会议。 1998年波黑宗教代表团曾在华盛顿和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 1999年3月，有关宗教领袖为解决科索沃问题、避免战争而在维也纳召开了和平与宽容会议。 三、中国宗教要为维护世界和平作贡献 千年之交，风云际会，“宗教与精神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在联合国召开。中国各大宗教领袖组团参加了大会。中国代表团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如下呼吁： 叶小文：《宗教：关切世界和平》，载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295-310页。 叶小文“序言”，王作安、卓新平主编：《宗教：关切世界和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多倡导儒学。基于儒学的政治伦理信念，一般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实行较宽容的宗教政策。同时，各宗教也在不断与社会的适应、调和中和睦相处，逐渐形成今天中国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并存的格局。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国没有出现政教合一的王朝，没有产生过占垄断地位的国教，这也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融洽的社会环境。 中国各宗教实行独立自主自办的方针，同时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积极与世界各国宗教组织进行交往和联系。中国基督教、天主教摆脱了外国教会的控制，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实现“自治、自传、自养”，成为中国教徒自己的事业，这是历史性的成就。几十年来，中国基督教、天主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方针，得到了广大信教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也使教会的宗教活动得到发展。同时，对同中国友好，尊重中国主权和中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外国宗教组织和个人，中国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当前国际上一些地区民族纷争、宗教冲突时有发生，而在中国，民族、宗教方面始终保持着稳定和谐的局面，各个宗教和睦相处，信教的与不信教者，信仰不同宗教、不同教派者互相尊重，友好相待。宗教界人士认为，欣逢盛世，政通人和，现在是中国宗教的“黄金时期”。这固然得益于中国为宗教信仰自由精神所奠定的深厚的历史、文化、人文、社会的传统，更有赖于中国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把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保障，奠定在各种坚实的基础之上。 基于国际人权文书中早已确认的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五条原则——基本人权原则，不歧视原则，法律保障原则，加强对话原则和尊重别国主权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