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于柬埔寨热带丛林中新中国外交使节.docVIP

转战于柬埔寨热带丛林中的新中国外交使节 那是1979年2月9日深夜，即越南大举入侵柬埔寨47天后，也就是在越军占领柬埔寨首都金边一个月零两天，我们8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与柬埔寨共产党联络组，乘坐泰国军方提供的卡车，从泰国首都曼谷，来到泰柬边境重镇亚兰。随即，徒步穿过亚兰附近的丛林，背着工作和生活必需品，迎着柬埔寨境内不时传来的隆隆炮声和冲锋枪声，在柬共战士的指引下，深一脚浅一脚，趟在泰柬边界小河的河水中，朝着柬埔寨西北部热带丛林前进，即将开始我们与柬共一起打游击的艰难岁月。柬共，即国际舆论界普遍称之的红色高棉。 1978年12月25日，越南打着柬埔寨民族爱国阵线和韩桑林的旗号，大举入侵柬埔寨。没几天，红色高棉感到形势危急，于12月30日通知我驻柬使馆尽快撤离金边。红色高棉对越南大举入侵估计不足，我驻柬使馆对局势的剧变也缺少必要的应变措施，有些手忙脚乱。 使馆接到柬方撤离通知后，立即请示外交部，作为新华社金边分社负责人，我也随即请示新华总社。国内指示，使馆成立精干的中国共产党与柬埔寨共产党联络组，孙浩大使为组长兼党委书记，继续留在柬埔寨工作，使馆绝大部分人员和各个援柬专家组撤回国内。我也接到总社指示，留在柬埔寨，参加联络组，坚守岗位。使馆无法直接通知分布在柬埔寨各地的中国专家组数千人撤离，只有委托柬方通过其内部渠道予以通知。孙浩大使作为驻柬外国使团团长，在这一极为特殊时刻，还要与其它驻柬使馆进行联系。老挝大使在撤与不撤离金边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估计是在等其国内决定。直到1979年元旦凌晨一点钟，老挝大使才说，他们留在金边，不走了。这时，我们的车队才离开金边，向柬埔寨西北部靠近泰国的马德望市驶去。 从金边到马德望市的公路，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坑坑洼洼，只有一辆载着发报设备的吉普车翻到路旁沟里，好在人没有大碍，在当天下午两点以后，陆续到达目的地。这时，大家至少两天一夜没合眼，人困马乏，饥肠辘辘，但没人休息，有人忙着架天线，有人忙着安装电台，有人忙着兜情况，有人忙着起草电报，向国内报告事态发展。 1月5日上午，柬方说形势好转，要返回金边。午饭后，我们就原路返回，当天晚上回到金边。行李还没有卸下，柬方又说，越军正分三路向金边逼近，使馆还要从金边撤离。第二天，即1月6日，有一趟民航班机从北京飞来金边，使馆安排大部分使馆人员和一些专家组的人员，乘坐这趟班机撤离金边回国，其中包括新华分社的晏明、刘宪生和蒋顺炳。多年以后谈到这次撤离时，晏明告诉我说，他到波成东机场后，西哈努克夫妇站在室外，没有人陪同。西哈努克看到晏明就打招呼，与晏明拥抱，晏明才把西哈努克夫妇请到我民航办事处在波成东机场的办公室坐下候机。罗马尼亚大使来到机场，也要走，但300人左右的坐位已满，又给这位大使挤出了一个坐位，飞机起飞。 1月6日下午，送走飞往北京的这趟班机后，使馆留守人员和几个专家组第二次从金边撤退，1月7日凌晨撤到马德望省诗梳风，靠近柬泰边界。接着，就传来金边被越军占领的消息。从越南大举入侵到首都金边失陷，不到半个月。全国城镇和交通干线相继落入越军手中。 1月7日晚，得到国内电报指示，联络组暂时撤到我驻泰国大使馆待命，伺机再返回柬埔寨，担负起中共中央与柬共中央的联络任务。1月8日，经过与泰国有关方面的紧急交涉，我驻柬使馆留守人员和各专家组数千人，从柬埔寨波贝小镇，跨越柬泰边界桥，进到泰国东南的亚兰。亚兰这个边陲小镇，一下子也紧张、喧闹了起来，荷枪实弹的泰国军人和警察随处可见。在我驻泰使馆和泰方的帮助下，我驻柬使馆预定参加联络组的10个人，乘车前往曼谷待命；使馆其他人员和援柬专家组数千人，则乘车前往海港城市桃梭邑，准备乘船回国。 红色高棉时期，我先后4次随团组短期出访柬埔寨，后来又常驻。就红色高棉的内政来说，它在夺取全国政权后三管齐下，一是大撤民；二是取消货币和商品；三是肃反。 在大撤民中，由于缺医少药，再加上粮荒，柬埔寨又处在热带，多发病多，传染病多，饿死病死的人不在少数。我们中国人作为专家，又在首都金边，每天都吃不饱，使馆经参处从国内调了不少压缩饼干，分给各个专家组充饥。柬埔寨老百姓的饥饿状况，可想而知。 西哈努克时期三位著名的左派大臣乔森潘、符宁和胡荣都是柬共党员，在柬埔寨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具有威望。在肃反运动中，先是胡荣被定为敌特，销声匿迹了。接着，又是符宁被定为敌特，也销声匿迹了。乔森潘在肃反运动中虽然没有销声匿迹，但在柬共中央，他不是常委，头衔是国家主席团主席，没有决策权。在中国党政代表团1978年11月访柬时，柬共中央常委、政府副总理温威异乎寻常地没有露面，也销声匿迹了。在越南扶植下后来推倒红色高棉政权的韩桑林和洪森等人，都是在肃反时逃到越南的红色高棉中高级干部。 红色高棉在1975年4月夺取全国政权后，在外交上一面倒，倒向中国。只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