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民主质量”思想党内民主建设.docVIP

列宁的“民主质与量”思想与党内民主建设实践 苏 伟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 400041） 注：本文发表于《理论探索》（中文核心）2006年第1期。 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而要搞好党内民主，尽管也应汲取西方政治文明的精华，但更重要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指导。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宝库中，列宁关于民主的质与量及其辩证关系的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愈来愈耀眼地闪现出真理的光辉，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尤其是党内民主的建设，有着特殊的指导意义，值得重视。 一、从列宁的论述看民主的质与量及其辩证关系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无产阶级民主是完全的、普遍的、不受限制的（量转化为质：最完全的民主和不完全的民主在质上不是一个东西）。”（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0页） 那么，什么是民主的质？什么是民主的量？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列宁对上述问题作了原则的回答。他讲：西方民主国家“向人民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把它说成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而“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在于：正是那些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却受到各种排挤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和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的群众，现在被吸引来经常参加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同上，第724页） 这就是说，民主的质，主要就是民主的阶级规定性——实际上是哪个阶级在“参加政治生活和享有民主权利”，实际上是哪个阶级的代表在对国家管理起决定作用。民主的量，则是民主的社会实现度――国家公民“实际地”，即不仅从法律规定上，而且从政治渠道、思想舆论和组织程序上“参加政治生活和享有民主权利”的程度。具体些讲，主要就是公民“实际的”对法律制定与实施的影响作用的程度、对政治领导者选择作用的程度、对国家事务参与和决定作用的程度、对保障自身各方面权利作用的程度，以及社会对公民参加政治生活提供的经济、物质支持的力度等等。 列宁实际上还提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民主的质决定民主的量，而民主的量反过来又可以影响民主的质。即可以通过民主的量的扩张来体现某种性质的民主，也可以通过民主的量的限制来维系某种性质的民主。例如，资本主义民主虽然给了公民以法律上的民主权利，但从政治、经济、文化、组织及至种族和性别上做了种种限制，正如列宁所言，“资本歪曲和缩小了一切民主”。（同上，第685页）邓小平也指出：“美国有50多种对于选举资格（例如对于财产状况、居住年限、教育程度、高度年龄、宗教信仰、社会威望等等）的限制，美国的‘选举税’和‘人头税’经常剥夺了广大贫苦的劳动人民和广大黑人的选举权利。”（邓小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转引自刘政等主编：《人民代表大会工作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尽管二战以来西方国家在民主实现形式方面有了一些发展，如相继取消选举权的财产、教育程度、居住期限、性别和种族等的限制，选举制度和人权保障有所改进，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有所加强，公民参与政治的范围有所扩大等等，但是，国家的统治权力仍然掌握在大资产阶级、金融寡头及其代理人手里。正如美国政治学者所讲，“治理美国的是精英，不是民众”。（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民主的嘲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邓小平同志更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这种性质的民主，就决定了其“量”只能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民主的质决定民主的量，这是民主的质与量关系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列宁一再强调的是：民主的量变可以引起民主的质变。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建立，将“使工人和贫农事实上享受到民主的好处”；“这是民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大扩大，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主。”（《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页）我们党早在局部执政的革命年代，即提出“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参见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当年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用直选形式，即“用各种豆子代表候选人，在候选人背后的碗里面投豆子，所有一切都公开在露天举行。”（参见1939年2月25日《新华日报》）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史无前例地扩大了民主的量，新近公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对此作了全面而具体的论述，例如“多年来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数占18周岁以上公民人数的99%以上，参选率在90%左右”；例如“目前中国85%的农村已经建立了实施民主决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