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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别自种与佃耕,而差等以为赋役之制” 具体内容: 1 ) “人所自占为自耕者,有力不得过三百亩,审其子姓丁夫之数以为自耕之实,过是则皆佃耕之科。” 2 )“轻自耕之赋,而佃耕者倍之,以互相损益,而协于什一之数。” 3 ) “水旱则尽 蠲自耕之税,而佃耕者非 极荒不得辄减。” (三)商业思想 在王夫之的经济思想中,同时存在着传统的旧观点和未来新信仰的矛盾。他对待商人是还着一种矛盾的心理,既斥责,又称道。 首先,他把商贾看作是小人中的最巧而贼者,把他们当作夷狄一样来防范。 他说:“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已极者也…….夷狄资商贾而利,商贾恃夷狄而骄,而人道几于永灭” 其次,他认为商贾与统治阶级勾结造成官僚们的 豪奢腐败。 “贾人者,暴君污吏所亟进而宠之者也,暴君非贾人无以供其声色之远,污吏非贾人无以供其不急之求” 再次,他说:“商贾之骄侈,以惘民而夺之也…….罔利以削人之衣食,阳与而阴取,……且其富也不劳,……..故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 但是,关于商业的社会功能,王夫之也有其认识很清楚的一面。他说:“商贾负贩之不可缺也,民非食无以通有无而瞻生理,虽过徼民利而民亦待命焉。” (四)货币思想 王夫之的货币思想,是他的经济思想中最为落后的部分,基本上是因袭传统的看法。他坚决主张以铜钱为唯一的流通手段,反对白银与纸币作为货币而流通。但他又不是贬低,否定货币,他赞成以货币为租税征收的主要工具。 他反对白银作为货币的理由是:“银之为物也,固不若铜铁为机器之必需,而上类黄金,下同铅锡,无足贵者”。 王夫之关于货币问题的论述,认为货币问题关系国家贫富,以及赞成出口商品输入金钱这两个观点,反映了当时经济进步的时代动向。 二、颜李学派 清初著名思想流派,以颜元及其弟子为主,其主要经济思想有: 1、肯定物质财富问题的首要地位 自唐末开始,讳言财利的儒家教条为人所反对,但颜李学派是第一次把物质财富作为重要课题来研究与宣扬。甚至主张把“理财”设为学习的专科或定为国家考试取士的科目之一。 2、为工商辩护。 提出“工虽不及农所生之大,而天下货物非工无以发之、成之,是亦助天地也。”其代表之一王源主张提高商业的社会地位,反对传统的轻商观点,指出“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乎。”坚持商人挤身于士大夫之列。 3、土地思想。 第一,土地共同享有思想。 “天地间田,宜天地人共享之。” 第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平书订》卷7说“明告天下以制民恒产之意。谓民之不得其养者以无立锥之地。所以无立锥之地者以豪右兼并。今立法,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不为农则无田,士商工且无田,况官乎。官无大小皆不可以有田,惟农为有田耳。天下之不为农而有田者,愿献于官则报以爵,愿卖于官则酬以资,愿卖于农者听。但农之外无得买。而农之自业一夫勿得过百亩。” 4、商税政策。 王源主张废除对物课税制度,实行类似所得税制的新商税。坐商按资本的月利一分的基础抽取十分之一,全年抽取资本总额的1.2%,行商每次交易抽取每次资本额的1%。 对于盐、茶、烟、酒四类特殊商品,仍实行按物课税。 三、兰鼎元论海外贸易。 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早期思想家,非常重视工业,“生财之大道在百工,故通功易事,明主不敢一日壅其源。”他主要贡献是第一次以经济观点为开放海禁辩护。宋以前主张对外贸易的思想家如荀况、桑弘羊、魏征、韩愈等认为对外贸易会带来海外珍宝;元、明时期主张海外贸易思想家如卢世荣、丘浚、许浮远等认为中国不需要海外商品,而海外则很需中国货物。 兰鼎元认为“以海外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为珍贝。是以沿海居民操作小巧技艺以及女工针织,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洋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他主张让人民自由经营海外贸易,政府不加管理。但他只主张对南洋诸国开放贸易,对日本、西欧已有顾忌。 四、洪亮吉的人口论 18世纪末期思想家,被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其人口理论集中在《意言》中的《治平》与《生计》两篇中。中国古代主流思想鼓励增加人口,但《管子》、商鞅不片面追求人口增长,而从人口与土地的对比关系考虑人口的多少,韩非第一次提出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并认为人口过多是祸乱的根源。宋代苏轼提出人口多“非徒无益于富,又且以多为患”。 元代马端临提出人口质量论,认为古代人口“皆才智之人”,故“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而后世人口“多窳惰之辈”,“于是民众多寡不足为之盛衰”。 明代徐光启提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清代人口达到近四亿,是洪亮吉人口理论的现实前提。 洪亮吉分析人口以户为单位,因为在中国古代,“户”这个基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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