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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阶段”理论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对策 关键词：两阶段转移 农民工 农村剩余劳动力 城市化 内容摘要：农民农民工市民的两阶段转移模式是我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区别西方国家一步转移理论所具有的特有模式，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不能对我国农民工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为此论文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依然存在的障碍，针对性地提出通过创建农民工市民化的准入机制、稳定机制以及融合机制来实现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概述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条件和特定生产力水平而言，即农村劳动力的供给超过需求的多余，具体定义是指边际收益为零甚至为负数的那部分劳动力。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陈先运（2004）认为，从全国来看，农村劳动力4.8亿，3.2亿多为农业劳动力，而农业生产需要约1.7亿劳动力。2011年，在国家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中显示：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9亿人。郭菲、张展新（2012）认为近3年来，我国的人口流动规模每年以1000万的速度在增长，并且在将来的30年中，还会有3亿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巨大，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势在必行。 我国的城市化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西方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由农民身份成为市民身份常常是一步完成的，其社会身份与职业转换是同时进行的，即使是不同时的，其时间间隔也很短，也就是所谓的一步转移理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城市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明显加快，但是我国的城市化程度一直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曾毅红，2006），又由于我国城乡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性，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经历从农民农民工市民的特殊过程，形成了两阶段转移模式，也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中国路径（见图1）。 所谓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在职业上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在身份上由农民转向城市市民，更重要的还是在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思想理念等方面与城市逐步融合，从而实现一体化（张国胜，2010）。从这个定义上可以看出所包含的两阶段转移理论。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经济的发展，第一阶段的劳动力转移基本上已经实现，农民可以较为自由地进入城市实现职业非农化，但在第二阶段农民工市民化的的实现还存在重重障碍，制度改革的障碍、个体素质的障碍、社会资本因素的障碍，必须在农民工实现职业身份转换的基础上，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要求，推动农民工及其家庭完全融入城市，享受与城市户籍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最终实现农民工社会身份的转换，成为城市新市民。 文献综述和问题的提出 关于人口流动模型，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目前，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有两种形式。其一，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从农村的农业部门直接进入城市现代部门；其二，托达罗（1970）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模式，即农业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现代部门（正规部门）。从中可以看出，托达罗较早地注意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两阶段的情形。但处于农业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第一阶段的农民工规模比较小，大多数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个阶段是同时完成的，即使不同步时间间隔也比较短，因而托达罗的研究领域主要还在第一阶段，对第二阶段的研究不够，这些都无法解释我国人口流动中出现的农民工现象。基于此，国内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对两阶段转移理论做了一些开拓性研究。 国内学者朱镜德（1999）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将我国两阶段城乡迁移理论模型建立在劳动力市场划分的基础上，即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城镇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城镇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第一阶段为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完全竞争市场迁移到城镇完全竞争市场，当城镇平均工资等于劳动力的迁移成本的时候，此阶段迁移完成；第二阶段为从城镇完全竞争到城镇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当两个劳动力市场平均工资相一致时，迁移完成。其重点只是如何实现职业在劳动市场的转变，而无法进一步地向市民转化。 蔡昉（2001）分析了我国的两阶段迁移过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包括从迁出地转移出去和在迁入地居住下来两个过程，我国主要呈现的两阶段区别于西方国家的迁移模式，其中的特殊之处在于迁移的过程中既有流出又有流入，并且不能够长期居住下来，主要原因是存在制度障碍。 刘传江（2004）把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分为流动和稳定两个过程，他认为乡城人口转移过程本质上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后实现产业转移以及地域转移的协调和统一。因此，他主张要用农民非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