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人生边上》钱钟书word版.docVIP

《写在人生边上》序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 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 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 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ｉａ。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 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 命。谁有能力和耐心作那些事呢？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 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 重印本序 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 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 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 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 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写在人生边上》是四十年前写的，《人·兽·鬼》 是三十六、七年前写的。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对人、 兽、鬼等事务的区别还有非辩证的机械看法。写完了《围城》，我曾修改一下这两本书的文 字；改本后来都遗失了，这也表示我不很爱惜旧作。四年前，擅长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陈 梦熊同志向我游说，建议重印这两本书。他知道我手边没有存书，特意在上海设法复制了原 本寄给我。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成立，朱雯、杨幼生两位同志都要把这两本书收进《丛 书》。我自信我谢绝的理由很充分：《写在人生边上》不是在上海写的，《人·兽·鬼》不 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混在《丛书》里有冒牌的嫌疑。于是，《丛书》主要编委柯灵同志对 我说：“你不让国内重印，事实上等于放任那些字句讹脱的‘盗印本’在国外继续流传，这 种态度很不负责。至于《丛书》该不该收，编委自有道理，你不用代我们操心。”他讲来振 振有辞，我一向听从我这位老朋友的话，只好应允合作。又麻烦梦熊同志复制一次，因为我 把他寄来的本子早丢了。 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少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 的资料了，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一点主 权，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 《丛书》的体例对作者提一个要求，他得在序文里追忆一下当时的写作过程和经验。我 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 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致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 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两本小书也值不得各有一序，这篇就一当两用吧。 一九八二年八月 窗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 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 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 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同时，我们悟到，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是，窗子有时 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分 别，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 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人和大自然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 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 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会心。《归去来辞》有两句道：“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 安。”不等于说，只要有窗可以凭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么？他又说：“夏月虚闲，高卧北 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风，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他虽然 是柴桑人，就近有庐山，也用不着上去避暑。所以，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 占领，表示享受。这个分别，不但是住在屋里的人的看法，有时也适用于屋外的来人。一个 外来者，打门请进，有所要求，有所询问，他至多是个客人，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