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xuexi20100116154441397.pptVIP

* * 东晋文学概要 一、门阀制度； 二、东晋玄风盛行，玄言诗； 三、东晋士人的山水怡情，山水诗的萌芽，王羲之《兰亭集序》。 参考书目：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中华书局2003年。余英时《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载于《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一、中原战乱，北方士族纷纷南下。公元317年，镇守建业的琅琊王司马睿称帝，史称东晋。司马睿建国，完全依赖北方南下的大士族和当地士族的支持，门阀势力更为强大，对于皇权的独立性更为明显。自东晋迄陈，江南五朝的政权实际是士族与皇室共享的。 士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其对立的称呼是庶族、寒门。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基于官职的高下或财产的多寡，而是基于宗族的血统。从汉代以来，日益形成了许多世代官宦的豪门大族，他们的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权力。经过汉末大乱，这些豪门大族成为具有很强独立性的社会力量。 他们有自己的庄园、私人武装和大量的依附农民，使任何统治者都不敢轻视。士族为了保证自己的政治特权，又通过婚姻相互联结。门阀制度的存在，加强了士族的地位和独立性。政权有兴替，朝代有更迭。但士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地位很少受到影响。他们在客观上也给这个动乱的时代带来某种稳定因素。但在士族与皇权、士族与庶族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皇权的主要依靠是士族，但也常常采用各种方法来抑制士族势力的过度膨胀，包括任用庶族人士。 庶族在政治上出路很难，但并非亳无机会（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皇室，都出自寒门）。他们对士族控制政治权力的现象，常提出强烈的抗议。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二、就时间而言，东晋（317—420）比西晋（265—317）长一倍。然而文学领域状况，则繁荣程度显然不逮西晋。从量方面来看，作家及作品都较少。今存东晋诗文，总量比西晋少。就重要作家而言，东晋除陶渊明外，在文学史上有较大影响的诗文作家，为数甚少，与西晋拥有的潘岳、陆机、左思、刘琨等大批名声显赫的重要作家相形见绌。 三、东晋文学不盛的原因较多。东晋玄风盛行是主要原因之一。东晋士大夫崇尚玄学，标榜旷达，谈玄风气很盛，许多文士热衷谈玄，常“达旦微言”，为此怠于政事，疏于几案。玄学在鼓励文士追求旷达闲适的精神境界同时，也使他们与现实生活发生疏离，以至遗落世事，不婴俗务，导致社会责任感的普遍减弱。同时，玄学也使文士在人生态度上趋向淡漠，泯灭人生应有的热情。由于缺少社会责任感与人生热情，所以沉溺于玄学者大多缺乏文学创作的激情。这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无疑是一极大不利因素。 由于玄学的影响，首先东晋士人多表现自我精神的体验，其题材往往与社会政治时事等无关，呈现一种普遍的内向性格。其次，东晋文学形成了大量“玄言诗”。玄言诗“平典似道德论”，缺乏文学的基本特征——形象性和抒情性。再次，因创作态度平谈，作品在词采方面，呈现质木无文面貌，与西晋的尚丽文风相比，有尚质的倾向，此种倾向也正与道家重质轻文的主张相合。 四、西晋的玄学清谈十分盛行。西晋灭亡的原因甚多，士人遭受了亡国破家的惨痛，对此原因进行了反思。《世说新语·言语》：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余嘉锡说：“然则叔宝南行，纯出于不得已。明知此后转徙流亡，未必有生还之日。观其与兄临诀之语，无异生人作死别矣，当将欲渡江之时，以北人初履南士，家国之忧，身世之感，千头万绪，纷至沓来，故曰不觉百端交集，非复寻常逝水之叹而已。”卫玠于（310）渡江南下。 《世说新语·言语》P.498 清谈是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王衍是西晋清谈名士中的领袖人物，他最终为石勒所杀。临死前他说：“呜呼，我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世说新语》（桓公入洛） 刘琨《答卢谌》诗序中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国破家亡，亲友凋残。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 刘琨与王衍，是在生之穷途中，带着血泪，对于过去的反省；而卫玠、周侯，只是一种处境变化引起的感伤。刘琨和王衍，在反省中都彻底否定了玄风，而卫与周，却并没有丝毫要否定玄风的意思，因为他们还没有到了生死关头，他们面对的只是环境的变化。事实上，他们把玄风的一整套生活方式、生活情趣都到江左来了。南渡之后，玄学清谈仍十分盛行。如果我们记起刘琨和王衍的沉痛话语，便会想到，西晋名士在南渡之后，理应振作起来，在国破家亡之际，从实务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