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专家澄清四个基本理念提醒各界全面认识减税效应.docVIP

专家澄清四个基本理念 提醒各界全面认识减税效应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方利益的平衡和各项政策之间关系的协调。这客观地要求我们必须多角度分析问题，寻求稳妥的实施方案。所谓稳妥，就是既要考虑当期利益也要考虑远期利益，既要考虑运行调控又要考虑制度建设，既要考虑弱势群体利益又要考虑强势群体利益，既要讲求成效又要减少风险。 　　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减税增支的特点。从理论上讲，减税具有增加投资和消费的可能性。在实践上，当前各国如美国、日本、韩国、法国、英国等都在实施减税政策。显然，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有必要认真思考减税究竟会有何种效应。 　　评价减税效应是一个主观性和客观性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问题。要实现决策科学化，理应尽量避免主观性的影响。但问题是很多人在呼吁减税时，往往单纯从个人感觉出发，提出的政策建议具有明显的随意性。这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关于减税效应的认识存在明显的理念上的偏差。换言之，评价减税效应，首先应澄清基本理念。综合考察各种观点，关于减税效应，笔者认为应澄清以下四个基本理念问题： 　　第一，减税和增税都具有刺激经济增长效应。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减税分为两类：一是税制性减税，二是非税制性减税。前者是指对税制要素（税率、征税范围、税基）作出新的规定，导致税收在外部因素既定的条件下相应减少。后者是指在税制稳定的条件下，其他制度（货币政策、会计制度、产业政策、汇率政策、价格政策等）发生变动，引起税收减少。如某一产业准入标准的提高会抑制该产业的规模扩张从而减少税收，价格管制导致流转税减收等。当政府刺激经济增长时，这两类减税可能会同时发生。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减税也分为两类：一是经济规模缩减导致税收减少，二是经济结构变动导致减税。增税和减税具有相同的生成机理。减税究其本质是政府掌控的资金让渡给法人和自然人，后两者可能把这些资金转化为投资和消费。但必须看到，增税会有同样的效应。这是因为，增税后，政府并不会把税金窖藏起来，而是要支出去，这种支出也会形成消费和投资。增税后增支，就是总需求的扩张势必推动经济增长。 　　由此可以说，减税和增税都是政府刺激经济增长可选择的方式，区别只是在于减税是把资金留给市场去配置，增税是把资金留给政府去配置，两者直接引起的是资金使用方向上的差别。突出表现是个人会把得到的减税资金投向私人物品，政府会把增税资金投向公共物品供给。显然，经济下滑时，如果政府不减税，并不意味着政府不想刺激经济增长，只是选择了不同的刺激方式而已。这在各国实践中都可以找到例证。我国1998年宏观政策力推经济增长，其间税制相对稳定，没有大幅度减税，但经济增长率两年内也回到8%以上的区间。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实施供给学派主张的减税促增长政策，但效果并不突出。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期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高速期，当时并没有减税，而是靠税制稳定、扩大支出来扩张总需求。 　　第二，税制改革性减税的根本目的是公平税负。负担公平是古典经济学早已论证清楚的课税原则，实践中政府也一直力求落实这一原则。然而难点在于伴随着公共政策、政府职能和经济状况的变化，公平税负的社会标准和经济标准总是在调整。因此，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革税制，特别是在经济周期性波动转折时期，改革的压力会骤然加大。税制性减税对公平税负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减负来调整政府与纳税人的分配关系，把资源更多地留给市场配置，同时对微观主体的税负进行结构性调整，从而有针对性地增强部分纳税人的资源配置能力。可见，税制改革性减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仅仅是短期的，而是为投资和消费的长期稳定创造基本制度条件。所以，在分析减税效应时，不能单纯从反周期角度去看问题，而要从经济发展可持续性角度评价改革。事实上，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最突出的例证。30年改革过程中，中国进行了3轮税制改革，总体趋势是名义税负不断调低，同时经济保持了高增长，反过来又使税收保持了高增长。2009年增值税转型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实现了税负公平，因为只允许抵扣流动性资产进项税而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是对投资行为的制度性歧视，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增值税针对增值额征税的原则。至于增值税转型会减少多少税收是次要的。经济不下滑，也应该转型。就税制而言，公平是头等重要的，调控是第二位的。 　　第三，减税与支出应该综合考虑。课税与支出是同一事物的正反面。减税本质上要依从于支出，而且只要一减税，支出资金来源就少一块。对一个国家来说，政府职能范围决定支出规模和结构，支出需求决定税收规模和结构，在一定的条件下，支出需求规模与税收规模可能发生较大差距，但税收规模最终还是要与支出规模相近。因此，评价减税，必须与支出一起通盘考虑。运用减税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是扩大需求，但不能直接替代支出扩张对需求的刺激。因此，面对经济低迷，当政府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