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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开发模式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与土地财政关系。 “土地财政”乃是深圳经验对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深圳的发展乃是随后中国城市化大推进的缩影。乃是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先声。此后，中国高速城市化，无论是当年的珠三角、长三角，还是今天的渤海湾、中部崛起，走的都是这条“土地财政”的路。这是这条路，拉开了中国与其他发展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  外部需求并未使中国经济增长，首先中国虽然用成本较低的劳动力来参与国际经济，但世界低成本劳动力国家也很多，唯独中国经济竞争优势明显？其次中国的出口在于土地财政背后地方政府的大量补贴，从最初的免税、减税，到现在的政府直接融资、优惠，地方政府对产业的财政支持越来越多。而这些变相的补贴，并非来源于税收，而是依靠土地收益。 表面看地方政府发展模式对于整个国家而言，特别是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土地政策并没有太大作用。但按照目前税收制度，生产环节的税收(如增值税)依然是财政的主要来源。按照现在的分税制，中央又拿走了大头。这就意味着，尽管中央政府一再指责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同时也补贴了中央财政，甚至可以说主要补贴的是中央财政。 3.中国土地政策 一、土地开发模式 第二，土地财政是政府融资手段，提高政府开发动力，盘活未来资产。 土地财政本质上也是一种融资模式，它极大地扩张了地方政府的信用，盘活了“未来”的资产，增加了政府的负债能力。在金融不发达的时代，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完全取决于“过去”劳动剩余的积累。但如果借助金融体系，则可以抵押“未来”的收益。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政府出现了这么多次金融危机，闯了这么大的祸，负的债要远比中国队方政府多，却没有一个国家干脆立法，禁止政府融资，以防“走向名义上的破产财政”。可以说，“负债”现代经济的主要特征，负债越多，表明政府信用越好。历史上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政府区别，前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后者则是负债累累，但发展下来，却是后者远比前者速度更快、质量更好。 在城市化的初期，资金短缺需要融资是普遍规律。 “城市人口每年增长速度低于3%的国家(法国1.0%，英国1.8 %，德国2.5%)给别的国家贷款，城市人口每年增长超过3%的国家(澳大利亚3.5%，美国3.7%，加拿大3.9%，阿根廷5.3%)向别国贷款。”而中国在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通过土地财政实现了大规模融资，避免了向国外大规模举债，在我看来不仅不是土地财政的问题，而是土地财政成功。只要看看国家地方政府在我国同样人均经济水平的时的基础设施，就可以知道土地财政对于中国前所未有高速城市化所作的出的巨大贡献。 　  3.中国土地政策 一、土地开发模式 第三，土地财政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策略，无需担心政府无地可卖。 土地财政不是拿去发工资，挥霍掉了，而是形成了巨大的存量资产。无论是桥梁、道路，还是铁路、机场，这些资产都会在未来几十年内发挥巨大的效益。更为重要的是，土地收益很大一部分，被用来作为优惠政策的一部分，招商引资，补贴企业。这等于是将一次性土地收益转变为经常性税收收入。如果企业持续缴税，财政就是可持续的。　　理论上讲，最终土地会“卖光”，但这根本不需要我们担心——基础设施已经建设，城市化已经完成，还要卖地干嘛? 卖地收入在居民享受免征财产税的制度下，实际上是“融资”，是负债，而不是“收益”。政府必须在未来70年，以无偿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偿还这部分债务。　 3.中国土地政策 一、土地开发模式 第四，土地财政并非改革者的有意设计，而是的自然产物。 　　把土地收益理解为“融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土地财政的本质。如果不考虑制度背景(没有交易成本)，不同的融资模式应当是等价的。哪种制度更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初始制度的差异。在中国城市化初期，地方政府没有财产税，又禁止抵押财政收入发债，只有土地融资一途。恰巧垄断的一级土地市场制度，又为土地财政提供了制度环境。　　批评土地财政的问题，是否有优于土地融资的其它模式。近几年，北美地方政府的财务破产，特别是去年以来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暴露出民选制度下，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过度负债和盲目承诺，加税十分困难，基于税收的融资模式，成本极大。法国的大罢工、希腊的骚乱都表明，这种方式融资来带的社会后果，一点也不会比征地拆迁来得小。 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美国房价暴跌，资产被迫大规模重估，导致基于不动产的税收急剧减少，而民选机制又制约了加税的可能，结果地方政府大量违约，甚至需要联邦政府救助才能维持一般的公共服务。这就提醒我们，“标准的”发达国家财政模式，同样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西方的财政模式也是有问题的，我们什么要抛弃风险较少的土地财政。我并非认为土地财政十全十美，而是认为除非我们已经找到的新模式更好，否则，不要轻言放弃一个有缺点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