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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记者素养研究
第一篇
提升记者的政治、业务和知识素养
在平常的新闻工作中,我们通常看重的是记者的写作能力,其实,新闻写作的前提——采访更为重要。而对采访,我们更看重的是采访技巧,较为忽略指导采访过程的“思想”,即对事实性质的判断。然而,这才是考验记者真实水平的要点。一个事实发生了,若我们对它的性质判断出现失误,接下来的采访便会依着这个错误的判断进行下去,最后写出来的东西肯定好不了,或很平庸,或会存在误导公众的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从耳朵认字的报道到各种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报道,持续十几年,热闹了很久,现在证明那些报道全是假新闻。还有若干个曾经以“神奇医术”轰动全国的巫医,均是传媒最先给捧起来的,后来这些人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然而,那些报道特异功能、吹捧巫医的传媒和记者,我们至今也未见到任何他们对事实判断失误的检讨。并非我们一定要把当事的记者怎么样,但总要从中总结一些教训吧?
这个问题引起我的注意,是在2008年3月6日的一次安排考题的小会上。我看到一份山东济宁-曲阜一带建设中国文化副都(文化标志城)的新闻实务素材,明显感到这是当地假借弘扬主旋律而做的政绩工程文章,建议换掉这个素材。晚上回家看到当天《新京报》C02版的文章《“文化副都”拷问复兴传统文化诚意》,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重要的事情会作为“文娱时评”处理,但作者对这个事情的实质抓得很准,这也证明了我的判断没错。接着全国政协会上传来关于这个问题形成辩论局面的消息。山东政协主席孙淑义的发言,要求确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国家级文化功能地位歪嘴的和尚念歪了经文化标志城,标志的不是文化,而是生意经。山东拟投入300亿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复旦大学《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首席专家葛剑雄教授认为,曲阜中华文化标志城可作为我国的文化副都,承担部分中华文化家园的功能当然,这里的“反动阵营”之类的帽子不适于我们自己队伍内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传媒如何提升自己对事实的判断能力。
第一,具备政治敏感,全面、及时地了解党的政策
在我国现行的传媒体制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传媒的责任之一。因而,传媒引导公众的责任重大,传媒的记者、编辑首先应该具有政治上的敏锐感,懂得党中央的理论路线,能够及时跟进中央新政策的变化。像兴建“文化副都”、“中华文化城”的事情,如果对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相关政策有所了解的话,应该很快察觉到其中存在的问题,报道时就会采取一种揭露、批评的态度。即使上级要求报道,也可以配发批评性的评论或采访持反对意见的人士,以平衡版面。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新闻工作者,每个人都应该首先是政治家。
在我国,主动学习党中央公开发表的文件、主要领导人的讲话,是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只有了解党中央现行的方针政策,心里有底了,才不会被人家摆出的各种权威忽悠了。例如,这次摆出的权威都很大,上到国家主席、发改委文件、69位院士的签名呼吁,下到当地的宏大意见,还有作为著名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教授的鉴定意见。如果对于党中央的一贯政策熟悉,就不会被表面的说法吓倒,而会进一步追问:国家主席怎么说的,文件如何出台的,院士们是否是此问题的专家,葛教授自己怎么解释他做出的规划,等等。然而,在3月份初的新闻发布会上及会后,传媒并没有就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发掘,只是把发布会的东西学舌了一遍,成了人家的传声筒。只是在政协委员们提出质疑之后,传媒才积极起来,组织整版地报道此事。结果发现,国家主席说的是统筹规划、量力而行;国家总理说的是进行科学论证;发改委的文件要求的也是量力而行;院士们对此语焉不详;葛教授也不像报道的那样信誓旦旦。如果这些都是最初就由传媒加以深度报道的内容,将能大大提升传媒在社会上的公信力,可我们错失了机遇。
可能有的记者会说,文件和讲话太长了,哪有时间看啊!其实,这种“学习”也是一种专业技术。根据我的经验,只要留意抓新东西,十几分钟就能扫过数版,很快把握文件和讲话的要领。这些文件与讲话的主要文字,多数是重复性的语言,一扫而过即可,但对于那些新鲜的表达和用词,要停顿下来想一想。例如我读胡锦涛十七大前中央党校的讲话,一会儿就抓住了他讲话的几个要点,尤其是四个“坚定不移”,对胡总书记的基本倾向就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心明自然眼亮,分析眼下诸多采访的事实,判断其性质,就能抓得准,看得清,不会被人忽悠了。只有你明白,才能引导公众也清楚中央的精神。
第二,具备法治意识、道德意识
我国的法律、法规很多,有4000多种,但主要的法律、法规数量有限,新闻工作者应该对此有所了解。即使不大清楚,也要知道遇到问题到哪里查找,或知道找谁能够获得专业的答案。如今是“以法治国”,如果当事的记者连基本的法律法规都不懂,对事实性质的判断出问题的几率将大大增多。“中华文化城”事件中,除了涉及中央的政策外,还涉及环境保护法、文物法,以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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