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证据制度看我国被诉人权利之保障要点.docVIP

从证据制度看刑事诉讼法被诉人权利 摘要 继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后，201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也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根本任务之一确定下来。在1994年聂树斌案、佘祥林案，1999年杜培武案，2000年李久明案，2002年赵作海案等冤案频发，在社会引起极大影响的大背景下，尊重和保障刑事诉讼案件中被诉人的权利，已经越来越成为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要求。本文将从证据制度入手，从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证据证明力等方面，窥斑见豹，试论述被告人权利保障这个大课题的冰山一角。 关键词：被告人权利保障 证据制度 非法证据排除 举证责任与权利 证据证明力 正文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被诉人权利保障的问题由来已久，自1998年我国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起，到2004年我国终于将“尊重和保护人权”正式写入宪法，在人权保障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2007年，《律师法》修改，规定了更为广泛的律师权利，但由于当时《刑事诉讼法》并未修改，两相抵触之下，《律师法》许多新规定并未得到执行。与此同时，1994年河北石家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1987年湖南怀化滕兴善杀人碎尸案、1994年湖北荆门佘祥林杀妻案、1999年昆明杜培武杀人案、2000年唐山李久明杀人案，2002年赵作海杀人案等多起案件，相继因真凶意外落网或被害人“死而复活”等偶然性原因再起波澜。几起案件中非法证据采集，刑讯逼供现象严重，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使更多的人开始思考我国刑事诉讼司法程序中的各项漏洞，刑事诉讼中保护被诉人的呼声此起彼伏。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将“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总则，并且在被诉人权利保障方面完善了诸多制度，无疑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尽管这部承载了法学界和社会各界人士诸多期望的法律在很多制度和原则上还有着不小的缺陷，但也让整个社会看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方面进步的希望，也激励了更多的学者和群众参与到被诉人权利保护问题的讨论与思索中。下面，本人将从证据制度的方面进行几点分析，力求揭开被诉人权利保障问题的冰山一角。 在我国法制相对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刑事诉讼中被诉人权利保护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几乎贯穿了刑事诉讼程序的方方面面，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从证据制度来分析呢？其原因有三：首先，证据是法官赖以判定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依据，对最终判定被诉人是否有罪，是否应受到刑事追究具有最直接的影响；其次，对于被诉人各项权利来说，最根本最基础的是人身权利，具体地说，是其生存的权利和生命健康的权利。而纵观我国现阶段国情，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这种权利最容易也最经常受到侵犯的环节，正是证据收集环节。证据制度对被诉人人身权利的保障具有最直接的影响；最后，无论是在法律规定中还是在现实司法活动中，我国证据制度的缺陷性毋庸置疑，由此导致冤假错案泛滥，对被诉人的权利保障造成了极大阻碍。 一、非法证据排除——刑讯逼供几时休？ 刑讯逼供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伟大创造”，但确实在中国证据制度发展历史中占有了极大的比重。自秦代起承认有条件的刑讯：“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南北朝时期始定测立、测罚之法，到唐代规范拷掠，再到明清刑讯趋于滥用。直至新中国废除刑讯逼供之前，中国的审判者好像只学会了做一件事，就是想尽各种方法从可怜的被诉人口中掏出那一点本就不多的所谓“证据”，然后据以定罪。以至于现代中国的刑事诉讼侦查人员似乎也有了一点继承老祖宗“光荣传统”的倾向，刑讯逼供屡见不鲜，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形同虚设。 堪称现代中国刑讯逼供之典范的，莫过于1999年昆明杜培武杀妻案了。这是一个堪称“错到离谱儿”的冤案：1998年4月，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女警员王晓湘和该市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双双被枪杀，惨死在一辆昌河微型车上。刘胡乐当庭指出，简短的录像只是审讯过程的一部分，杜的无罪辩解和被逼供的场面被省略了，希望当庭播放全过程。李久明与他和妻子宋淑丽没有过矛盾三是李久明没有作案时间根据唐山市公安局南堡分局的侦查结论，案件发生时间为2002年7月12日凌晨2时许而李久明的话费清单显示：2002年7月12日凌晨2时10分49秒，李久明正在家中与宋淑红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