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民国初年的新闻事业(5.28)讲解.ppt

袁世凯强聘黄远生担任他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 袁世凯派人向黄远生表示，如果他能为袁撰写赞成帝制的文章，将得到10万元的酬谢和一个部长的席位。 “于是远庸大窘，一连七八天，他想延宕不作，那边天天一两封信的催促他。”他很为难，没有办法，只得作了一篇“似是而非的，表示对于帝制之意”。 但袁极不满意这种搪塞之作，派人逼他重写。他到了没有转身的余地了，“然他到了紧要关头，始终不肯迁就。那几天是他一生最不幸的境遇，又算是他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 9月3日，他匆忙离开北京奔走上海。在途中他就在上海各大报刊刊出了《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明确表示反对帝制，与袁世凯决裂。 抵上海后，他又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连续9天刊登启事，宣布自己与曾担任的《申报》驻京通讯员及上海《亚细亚报》的撰述，一概脱离关系。 但《亚细亚报》在出版广告中仍把他的名字列为总撰述，他只得又在《申报》广告栏连续7天声明与《亚细亚报》划清界限。 被杀之谜 一种猜测是袁世凯派人跟踪到旧金山暗杀的。 另一种说法，是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误认黄为袁的死党而误杀的。 当年刺杀黄远生的凶手刘北海80年代中期在台湾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执行的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后来的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 黄远生与《忏悔录》 于是黄远生“再无可转身了”，在那“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他决然逃离北京，跑到上海隐居起来，声明“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致甲寅杂志记者》） 黄远生一开首即诉说自我的不幸分裂：“似乎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忏悔录》） “为傀儡”的自我是异化了的“非我”，而犹如“他人之眼光”在一边冷眼旁观的自我才是“本我”，不由为“非我”在强权者的“种种撮弄”下被迫“作诸动作”而“时为作呕”。 黄远生与《忏悔录》 然而倘若从真正的“他人之眼光”看来，可作观照的，并以此作价值评判的形象只能是那个外在的“非我”，而他的真实灵魂、那个内在的“本我”却是无从体察的。这正是黄远生的悲哀所在。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灵魂虽存，却早已成为躯壳之囚犯：“吾身如一狱卒，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 《忏悔录》虽以谈论人生观为主，却把自己的主要社会经历一一交代，在人生观的指导下反省自己的作为，将自己的性情、内心世界坦现无遗，活画出忧国忧民、严于自律的自我形象。 到1949改朝换代后，得国者在清查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了黄远生于1913年7月上大总统（袁世凯）的一份条陈，略谓：“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等语。” 这很让历史学者吃惊，因为从字面意思看，一贯提倡自由报人主义的黄远生，所写的这条陈上的内容，却是中国最早有据可考的新闻管制内容。研究者也只好承认这是黄远生被袁世凯利用的明证。 黄远生与《忏悔录》 所撰《忏悔录》，“深刻地解剖了自己作为一代新旧冲突时期知识分子在人格、灵魂上的严重分裂”。 进而把黄之“忏悔”，跟若干年后鲁迅的“时时解剖自己 ”，郁达夫的“自我暴露”，巴金的“讲真话”联系起来，断言：“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黄远生开启了这一现代性的闸门”。 总之，“ 称黄为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先驱是毫不过分的”。 二、黄远生新闻传播活动 1912年创办和主编了《少年中国周刊》。 他还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 民国前，担任过上海《申报》、《时报》、《东方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 经常为《东方杂志》、《论衡》和《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 他以撰写《时报》、《申报》的《北京通信》而驰名报界。 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mài）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声名大震，遂有“新中国三少年”之说。 又与刘少少、丁佛言被称誉为“新闻界三杰” 。 他写下了大量的新闻通讯和时评政论。其挚友林志钧在《远生遗著》里收录了他在四年中所写的237篇文章，其中通讯167篇。 该书于1919年出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 指的是比消息更加详细和生动的报道事物或人物的新闻体裁。 此文体始于1912年初的《申报》上以“远生”署名的“北京通信”专栏，故称“远生通讯”。 黄远生以擅长通讯著称于世，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 远生通讯 远生通讯写作时代背景 黄远生的文化活动正是中国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 这时维新派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变为文化守成主义者； 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