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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医学史简述 中国古代医学发展的历史，与王朝更替，封建征战不无关系，各自带着时代的特点。但是医学本身是一门独立性科学，它总是随着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和文化提高。向着自身的更高层次开拓和完善。 清代医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充分表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由于清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阶段，随着经济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社会生活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到雍正乾隆年间又因文祸、禁书的影响，考据学盛行，不少医家和学者，遵经卫道，偏重对古典医学文献的整理和校订，并结合医疗实践，提出一些新方法，发现某种新规律，扩大医学领域，充实其分科内容，形成新学派。所以，清代医学的“承前”，决不是简单地继承前代成果，而是对过去文献加以整理、校订、研究和归纳。所谓“启后”，并非机械地照搬以往的经验，而是在治疗实践基础上，发展祖国医学，赋予它以生机和活力。清代医学史乃清代专史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仅结合清代对医学经典的整理和研讨；药物、方剂学的发展，温病学派的形成；临床各科的成就等方面，就清代医学史作一简要介绍和概述。 一、 医学经典的整理和研讨 清代医家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典籍的注释和阐发方面，曾有突出贡献。有的对原著内容加以适当整理，有的对原文涵义加以确切疏释，这对我国医学理论的深入探索和进一步丰富，以及对后人加强对原著的理解和应用均有直接帮助。 张志聪(字隐庵)于康熙八年(1669)著戍的《素问集注》和康熙十一年(1672)著成的《灵枢集注》 (各九卷)，是他长期对《内经》进行研究的具体成果。张氏认为“经义深微，旨趣层析，一字一理，确有指归”[1]，所以他在著述时，态度十分认真，“殚心研虑，鸡鸣风雨，未敢稍休”[2]。这两部著作，相辅相成，虽分二帙，实为一部。张氏把“惟以参解经义，不工词藻”[3]作为注解的基本原则，此书阐明了历代医家所忽略和回避的若干疑难问题，这是他对医学理论的贡献，同时也因其本于所谓“惟求经义通明，不尚训话详切”[4]的宗旨，因而在他的注解中，也有以私意测度前人，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之处，这是他的不足。乾隆二十一年(1756)，黄元御(字坤载)著成《素问悬解》(十三卷)。黄氏三十岁左右，因目疾为庸医误药致害，发愤学医。他对灵、素之奥旨，多有研究，认为《素问》八十一篇，秦汉以后，始著于竹帛，因辗转传抄，不免发生错乱。黄氏此书，揆诸古义，经过参互校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所注释，每有发明。他于同年刊行的另一著作《灵枢悬解》 (九卷)，也以错简为说，对通行木《灵枢》八十一篇的主要内容重予编次，并在原文的个别段落之后加以简要注释，成为一家之言。 乾隆十九年(1754)，薛雪(宇生白)所著《医经原旨》(六卷)刊行。薛氏因母病而潜心医学，博览群书，精于典籍。此书系选录《内经》重要内容，参酌张景岳《类经》注释，并广集诸家之说，重于撰注而成。简明扼要，颇有特色，但略于针灸的记述。 乾隆二十九年(1764)，徐大椿(字灵胎)所著《兰台轨范》刊行。徐氏学有家传，博通天文、水利，兼工诗文，前后业医五十余年，经验丰富，疗效卓著。《兰台轨范》，本是一部综合性医书，对临证各科，分门阐述，辨证皆本于《内经》等古典医籍，去取极为严谨，对《灵枢》，《素问》精义，多有发挥。其特点是，“每方之下，多有附注，论配合之旨与施用之宜，于疑似出入之间，辨别尤悉，较诸家方书但云主治某证而不言其所以然者，特为精密”[5]。只是徐氏颇信前人“服食”之说，在所列通方之中，往往裁有金石燥烈之药物，这是此书的缺点。 张志聪的学友兼弟子高士栻(字士宗)，曾继张氏纂集《本草》、 《伤寒》诸书。因感到《亲问》一书，各家注释，不是苟简隙漏，就是肤浅不经。对张志聪的《素问集注》，他也认为义意艰深，失于晦涩。不得已更作注解，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著《素问直解》(九卷)。此书注释简明，可与正文配合研读： 汪昂(字讱庵)，早年业儒，为邑诸生，三十余岁弃举子业而笃志于医，前后历四十余年，著述颇多。汪氏认为《素问》，《灵枢》本是医家必读的要籍，但全书浩衍，随问随答，不便观览。于是参考各家之说，将两经合编为一帙，名为《素问灵枢类纂约注》 (九卷)，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刊行。此书删繁辨误，附以己意，堪称《内经》节注中的善本。此外，陆懋修(字九芝)的《内经运气病释》(九卷)，《内经遗篇病释》(一卷)、《内经运气表》(一卷)、 《内经难字音义》(一卷)，胡澍(字荄甫)的《素问校义》 (一卷)，陈念祖(字修园)的《灵素节要浅注》 (十二卷)，都是各有特色的医著。诸家在某些问题上，虽观点不尽一致，但这些著作，均对研习《内经》，提供了参考。 在《难经》的研究方面，雍正五年(1727)刊行徐大椿著《难经经释》(二卷)，它是用《内经》的经义来解释《难经》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