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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农户调查数据分析 李 越1 崔红志2 内容提要：让老人生活幸福、安享晚年是各项老龄政策的最终目标。本文基于山东省、河南省和陕西省111名农村老人的福利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较强，但同时存在着群体性差异。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较高并不能掩饰其客观生活质量较差的事实，“多子”也不一定意味着“多福”。基于此，本文从居住空间、代际关系、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文化服务等几个方面为改善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提高其主观幸福感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农村 老年人 主观幸福感 影响因素 实证研究 拥有幸福的晚年生活不仅是每个人心中的美好愿景，也是各项老龄政策的最终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了解老年人的福利现状和需求基础，进而探究其幸福感形成的机理和影响因素。随着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加凸显，十八大报告中更是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到国家未来长期战略任务的高度。在广大农村地区，人口流动引发的农村空巢老人问题、依然存在的城乡差别以及尚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农村老人面临着比城市老人更加严峻的养老压力。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到2030年，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达到34.4%，城镇地区则为21.1%。中国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速度将快于城镇地区，且未富先老的问题在中国农村比在城镇更突出。近年来，一系列老龄政策密集出台，农村老人则是这些政策关注的重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农村老年人，基于对山东、河南、陕西三省的实地调研，对农村老人的福利现状及特点进行概况总结，探究提高农村老人幸福感的有效途径。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综述；第二部分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假设，同时说明数据来源；第三部分对理论上的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以验证该因素是否会显著影响农村老人的幸福感，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幸福感；第四部分是对实证分析结果的讨论；第五部分是基于实证分析，探索改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可行路径。 一、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人们总希望能够找到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传统的效用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人们获得幸福的源泉。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远非如此简单。Easterlin（1974）指出收入和幸福感的正向相关关系也仅能被面板数据证实，而不能被时间序列数据所证实，说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是有限的。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着从个人人格、心理机制等角度阐释幸福感的形成。Michalos（1985）归纳了六种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差距解释理论，包括：目标——现实差距理论（个人已有与个人所追求的目标的差距）、理想——现实差距理论（个人已有与社会公认标准的差距）、期望——现实差距理论（个人已有与可能得到的最佳水平的差距）、最佳体验参照理论（与过去最佳的差距）、社会参照理论（与相关个人或群体的差距，又称相对剥夺理论）、个人——环境拟合理论（个人的某一主观特质与所处环境的特质的差距）。 一些研究表明，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呈现“U”字型关系（Oswald, 1997, Blanchflower, 2000b；Dolan et al., 2008），也即老年人是主观幸福感较强的群体。Stroebe(1987）对此的解释是：老年人的期望与抱负相对较低，如老年人认为不再工作以及鳏寡孤独是意料中事，因而当老年人经历类似的事情时，其痛苦相对较轻。Campbell（1995）、Converse（1996）等人的研究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使之更切合实际。此外，老年人更加了解如何调节和控制消极事件对自己的影响。作为社会的动物，社会关系对于个人幸福存在正面的溢出效应。无论是家庭、朋友还是同事，人们都能从与他人共同渡过的时间中获得乐趣，通常与他人一起进行活动会有更强烈的满足感（Kahneman and Krueger, 2006）。但也有研究表明，老年群体报告的与朋友聚会的可能性小得多，他们面临的社会孤立风险较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2）。 国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以老年人为对象的研究是国内幸福感研究较早涉足的领域。现有研究大多认同中国老人主观幸福感较高的观点。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多集中在个人性格、健康状况、家庭生活、社会支持等方面（邢占军，2003；吴振云，2003；唐丹等，2006；李德明等，2006；吴捷，2008）。此外，性别、文化程度等因素也会影响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在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方面，经济状况、子女孝顺程度的重要性在多项研究中被反复提及（梁渊等，2004；张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