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化西学”-青年贺麟的黑格尔译述.docVIP

“华化西学”:青年贺麟的黑格尔译述 　　一、贺麟的“化西”之志 　　1936年是进入全面抗战的前一年，是年，力倡精神抗战的贺麟作为黑格尔的译介者声名鹊起，其移译的开尔德（E.Caird，1835―1908）《黑格尔》、鲁一士（J.Royce，1855―1916，今译乔塞亚110周年之际，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将二书并为一册，列入《贺麟全集》重新印行（2012年），此距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首版已有76年。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贺麟的角色不仅是汉译德国哲学的代表人物，更为重要的是，贺麟的译事旨在“化西”，以期融会西学而求得华族文化在新时代的复兴。中西碰撞与交汇的进程已延拓百年，在思想与现实双重意义上，于今仍是至为重大的课题，重温贺麟的工作无疑极有裨益。 　　近现代的中国时世激荡，频经国变，作为时代精神滥觞的学术更革之剧亦为古来所未有，道咸以降经今文学日显，至廖季平、康南海为极，随戊戌之败，纳新世界于旧系统之途断绝，作为传统学术主干的经学渐趋衰竭，学术复为天下裂，其分途要之有三：一为默守中国固有之学问，如蒙文通之守经，钱穆之守史；二为否弃本土传统而一意从西，如胡适之、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三为以中为本兼采西学而求贯通，如《学衡》发起者梅光迪、吴宓及撰稿人王国维、陈寅恪。此三分的路向间有交叉，或学者于不同时期有所移易，如王国维辛亥前后的变化。就贺麟治学主旨而言，于第三条路向是一以贯之的，这根源于其教育背景和学术经历。清季以降，蜀中经史之学素盛，与贺麟同时代的乡贤蒙文通、刘咸？的从学与为学经历主要在川内，俱为传统意义上的经史大家。贺麟的兴趣则集中于宋明理学，幼年时即随父亲诵习《朱子语类》《传习录》，表露出天赋的思辨能力。及贺麟考入清华学校，正值南北之学纠葛争辩于“保守”与“开明”之际，北平更为东西新旧学术交汇之中心。贺麟于清华颇受益于梁启超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并得到留美归国的吴宓译述工作的启发和鼓励，结合自己以义理之学为本的旨趣，贺麟确立了译介西方古典哲学的学术进路，并奉为终身志业。 　　贺麟于1926年出国，先后在美国奥柏林（Oberlin）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研习哲学。在当时的美国哲学界，19世纪后期传自德国并兴盛一时的绝对唯心主义（AbsoluteSpeculative Idealism）已失去王座，而以皮尔士、杜威等人力倡的实用主义为尊[1]。贺麟留美之时，美国新黑格尔主义巨擘鲁一士已逝世10年，但鲁一士素得詹穆士（WilliamJames，1842―1910，今译威廉The SpiritofModernPhilosophy）。鲁一士“流畅而富有情趣的笔调”使贺麟初次对黑格尔哲学萌生了兴趣，并译出该书“黑格尔之为人及其学说概要”部分，作为《黑格尔学述》的第一节。鲁一士特别表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今译《精神现象学》），以其“少独断保守性而富于自由精神”故[2]，贺麟虽无缘亲炙鲁一士，但留美4年间，先后得到奥柏林大学耶顿夫人、芝加哥大学米德教授、哈佛大学霍金和路易斯的授课和指点，对这部黑格尔哲学的奠基之作多有所获。留美之后，贺麟赴柏林大学从学于德国新黑格尔主义重镇哈特曼以求深造，哈特曼对辩证法的阐说对贺麟启发尤大。归国后，贺麟陆续译出鲁一士《近代理想主义演讲》（ModernIdealism）专论《精神现象》的第五章，分为五小节，与前述“黑格尔之为人及其学说概要”组成了《黑格尔学述》的主要内容。[3] 　　贺麟之重视《精神现象》，除了学理上的投契，更以“时代的兴趣居多”。贺麟在美国时即留心国内政局，曾于“东方学生会”做英文报告《中国革命的哲学基础》为北伐助势；归国未及一月遭遇九一八事变，贺麟应吴宓之邀作长文《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张扬歌德、黑格尔、费希特唤醒国民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分7期连载于《大公报》[4]。据徐梵澄先生回忆，曾向蒋复璁引荐贺麟，《德》文又颇得陈布雷欣赏，遂说动蒋介石拨款成立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风云际会之下，贺麟出任委员会主任，译述事业得以顺利开展[5]。抗战时期的中国与黑格尔时代的德国具有高度的可类比性：强敌入侵而内部四分五裂、亟须民族振发而世风人心颓败；在此局面中，贺麟主张武力之外尚需文化的抗战，施行“学治”培植精神自由之基础，以“学术建国”作为政治军事之本源。 　　黑格尔哲学富有强烈的历史感，甚至认为哲学就是世界历史所给予人的教训与精神轨迹，其矛盾法（dialectical method）长于以严谨缜密的方式分析、调节、征服冲突，贺麟译介此学，意在为处于历史变局、矛盾丛生的中国提供唤起民族精神自觉、依理则而实现自我超拔与发展的范例。经过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旧学沦隐而新学未立，与“学术开明运动”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之后的德国多相似处，学术与文艺的重建更可资比较和镜鉴。 　　二、